李佑恭用手里的黄金宝钞，换了点糖票，而后去买了一点东西，找零的时候，摊主多给了他十二文钱，之所以多给这些，摊主给的是私票，德乐糖坊发的有价票证。
他到德乐糖坊买了点糖，把私票花了出去，才回到了巡抚衙门。
他这么转了一圈，在街面上真的走了大半天，明白了糖票运作的基本逻辑。
这东西和费利佩发行金债券的原理，几乎完全一致。
就像泰西人相信，珍宝船会把新世界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的带回西班牙一样，几乎所有广东人都相信，方糖会源源不断的通过商行、商帮、穷民苦力的小舢板，运抵广州府。
事实上，府库里没有那么多的方糖，任由糖票兑换，但人们还是接受了糖票，因为需要一种一般等价物去衡量货物价值。
而且，糖票除了糖这个锚定物之外，还有一个让李佑恭意外的锚定物，那就是烟草。
在南洋，烟草广泛种植，烟丝也成为了宝钞通行前南洋的货币，硬通货里的硬通货。
自从大烟草完全官营以来，烟草课税极重，即便是广州官营烟厂，也要缴纳足额的税赋，烟草的价格自然包含了税赋。
而在南洋有一大堆的小厂进行烤烟，而这些烟丝，就成了走私的重头戏。
也是这些小舢板和海防巡检博弈的关键点，因为有些走私烟丝，走着走着就开始走烟土阿片了。
糖和烟，共同构成了糖票在广东的流行，但局限于广州府一地，因为两广地区，只有这里最是繁华。
李佑恭转了半天，确定了一件事，人们对货币接受程度，是宝钞大于通宝，大于白银，大于官糖票，大于私票，大于飞钱。
飞钱是一种很薄的铁钱，这种小钱在大明两百年时间里长期流通，是大明的主要货币，二十来年的时间，小钱被万历通宝几乎完全挤出了市场流通。
不是只有劣币可以驱逐良币，良币同样可以驱逐劣币。
人们别无选择，才会接受劣币，而不是天生喜欢劣质的东西，是市场上有太多的劣币，而良币完全不足，良币才会被驱逐。
只是让李佑恭万万没料到的是，广州府这地方，居然对白银并不是那么的热衷，宝钞和通宝更加容易被人接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非常简单，白银轧印成银币后，不太好找零，一枚银币等于七百枚通宝，日常使用中，银币这种大钱，其实非常不方便，多是用于储蓄、大笔交易，而日常生活，都用铜钱。
但是铜钱完全不如黄金宝钞好用，铜钱又太小了，携带非常不方便，相对宝钞较重、体积小还容易丢、同时还不太方便保管，在市场里，不管是买东西的还是卖东西的，都不太喜欢铜钱，因为铜钱不太好换银币。
宝钞和通宝，都可以在会同馆驿兑换成银币，但是通宝的面值太小了，导致会同馆驿兑铜钱的积极性很低，再加上朝廷推动黄金宝钞的发行，会同馆驿更倾向于兑换宝钞。
所以，才有了宝钞大于通宝大于白银这种现象。
两广巡抚刘继文，请求朝廷定向增发黄金宝钞，是地方需要，同样也是当务之急。
李佑恭将他在广州府的见闻，处置的案件，详详细细的奏闻给了陛下。
朱翊钧收到奏疏的时候，已经是七月十一日，他看完了李佑恭的奏疏，情况还算乐观，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内鬼。
至于那些敢对大明军出手的海寇，既然选择了对立立场，那就不是大明人了。
“糖票，朕做了二十二年皇帝，依旧没能解决钱荒的问题啊。”朱翊钧有些感慨的说道。
以前张居正贿赂冯保，用的是盐引，和现在广州府流行的糖票，几乎没有差别，都是有锚定物的货币。
大明缺钱缺的厉害，连广州府这种大都会，都缺少足够的白银流通。
当然，这不是朱翊钧这个皇帝失败，而是大明就是个饕餮，胃口太大了，多少白银填进去，都不够用。
“下章户部，议一议定向增发的事儿。”朱翊钧写好了公文，让张宏送去户部，给个定向增发的意见，这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了宝钞超发的问题。
皇帝现在对超发，已经没有那么的担忧了。
西洋商盟，可以作为一个闸口，把宝钞向西洋泄洪，营造潮汐。
而实现这一切，需要以货物为根基，大明一旦失去了商品优势，就会慢慢失去这种营造潮汐的能力。
大明正在逐渐完善海外开拓与殖民的理论建设，关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已经开始全面铺开。
而朱翊钧本人三十二岁，春秋鼎盛，如果还能掌舵三十年不变，说一句大明完成了中兴，绝不为过。
“不是，这安南是大锅乱炖吗？这都乱成了一锅粥。”朱翊钧看着陈璘、骆尚志、李佑恭等人的奏疏，一脸的不敢置信。
一个小小的安南，居然有了五驾马车！
大明也就皇帝这一驾马车，文张武戚都在车上，可是安南四大家族一共有五个，多出来的那一个是权臣郑松。
郑松把莫氏击败，莫氏家主，安南都统使莫茂洽、莫全，相继被郑松斩杀。
郑松夺回了升龙城，扶持了新的君王，自己任命自己为‘都元帅总国政尚父平安王’，当之无愧的摄政王。
而安南四大家族，手下可统计的各方势力，足足有七十二个之多，形成了五主七十二家乱战的局面。
同墨、黎藻、杜桧、阮康、陈红衣、潘进江、武贡等等，这些名字密密麻麻的罗列在了皇帝的面前，而这七十二家，有超过三十家，都是隆庆、万历年间迁往安南的豪强、海寇建立。
“不是，这怎么还有个山西太原的周庄生？”朱翊钧惊讶无比。
两广、福建、浙江、山东也就算了，居然连山西人，都占据了安南宣化、嘉兴两府，称霸一方，归顺于阮氏家主。
张宏对这个人也不是很了解，摇头说道：“可能是做生意去的。”
一些个山西商贾喜欢到扬州置业安家，可能这个太原的周庄生，就是从扬州出海，去了安南。
骆尚志带兵攻打广安城，海阳城不动如山的原因很简单：海阳城的杜桧和广安城的城主武贡有仇。
平安王郑松，之所以安排两个有深仇大恨的家伙，互为掎角之势，完全就是为了海阳城和广安城联合起来，对升龙城形成威胁。
显然在平安王郑松眼里，内斗的权重远高于拒敌，防内大于防外。
海阳城杜桧本来打算让广安城接受足够的教训，再出兵救援，但没想到大明军的进攻实在是太猛了，不到两天就拿下了广安，独木难支的海阳城，直接溜之大吉。
升龙城的海洋门户，拱手交给了大明。
放到大明身上，就是天津府几乎没什么抵抗，落入敌人的手里。
这种荒诞程度，让骆尚志请功都有点不好意思，他还没有用力，对方就倒下了。
“怎么感觉安南还不如北虏，甚至不如倭寇呢？”朱翊钧看了半天的堪舆图。
无论是土蛮汗还是俺答汗，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大明打起来都是稳扎稳打，一旦给北虏机动起来，谁胜谁负尚未可知。
而倭寇在朝鲜跟大明摆开了阵仗打了足足三年，大明才把倭寇推下海，把倭寇营造的山城全给拔了。
整体而言，北虏和倭寇，都算是个对手，安南这有点太过于疲软了。
“陛下，这才是蛮夷的本来面目，本来的实力。”张宏倒是觉得，安南这才是蛮夷的正常发挥。
北虏和大明打了两百年知根知底，大明东征，朝鲜战场上，倭寇们也是百战精兵，战力还是很强的。
“确实。”朱翊钧认可张宏的说法，大明边疆刷新的蛮夷里，北虏和倭寇，真的很能打了。
安南这个表现，才是蛮夷应该有的表现。
朱翊钧还是按照大明五等功赏牌功勋法，给骆尚志记功，并且下章礼部，准备给骆尚志封伯爵，只要他顺利打完了安南，完成军事胜利，这个世勋伯爵，就是骆尚志给他子孙后代赚下的家业。
礼部高启愚上了本奏疏，这本奏疏解释了一个皇帝不是很理解的现象。
都是万历维新大思辨的重要成果，矛盾说被广泛接受，阶级论却被束之高阁，甚至治学阶级论，都找不到名师教育。
这种现象如此的普遍，但背后的原因，却很少有人去琢磨。
因为阶级论要取代的是华夷之辩，而非儒家的其他理论体系。
要强行推行阶级论，就要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蛮夷，是否和大明人拥有相同的地位。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别说大明腹地，就连吕宋总督府，夷人多于汉人，汉人用的《大明律》，夷人适用的律法是《吕宋治夷条文》，甚至连个法律都不是，只是个条文。
在吕宋，汉人杀夷人只需要赔点钱，但是夷人杀汉人，总督府会派兵镇压。
如果要用阶级论取代华夷之辩，那么很多事情，都变得无法解释了，倭国的倭奴、吕宋安南的夷奴，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贩卖的昆仑奴，他们也是被朘剥的穷民苦力。
如果是阶级论算，这些人也是人的话，如果这样，大明就无法合理掠夺财富了。
从国朝发展而言，阶级论显然是更加的合理，但华夷之辩更符合现状。
高启愚这本奏疏，解释了为何阶级论这东西，要学得成为朝堂明公，最起码也得是正五品以上的官员，才会学的东西，因为它天生就不太适合推而广之。
矛盾说是个方法论，就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
朱翊钧对这个看法，还是比较认同的，阶级论要推行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儒家，而是当下的世势和环境。
如果要推行阶级论，就要放弃海外掠夺财富，那朱翊钧宁愿没写过阶级论。
张居正致仕之后，皇帝就是大明最大的保守派头子。
作为礼部尚书，高启愚要解释礼法，他在奏疏的后半段，解释了为何阶级论才是合理的。
他写了一个很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观点，那就是世家政治的灭亡，和科举制度的鼎盛，有一定相关性，但最终导致世家政治消亡的根本原因，还是黄巢按着族谱杀人。
一般大明士大夫们认为，世家的消亡是时代前进的力量，是科举制度和官僚体系成熟的必然结果，黄巢只是适逢其会，才混出了赫赫威名。
高启愚他写这篇奏疏，一般不会被发到邸报上，高启愚告诉皇帝，事情不是这样的。
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中晚期，朝中的宰相，有75来自于七姓十家的望族，剩下的四分之一来自于寒门，这里的寒门也是有门第的，而不是穷民苦力出身。
像范远山这种赘婿、熊廷弼这种放牛娃，这些穷民苦力出身，能考中进士，在黄巢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唐中晚期的其基本格局，仍然可以用‘上品无寒门’来总结，唐朝逐步完善的科举制度，事实上，仍然完全被世家所牢牢把持。
士族的任官优势，在黄巢前，一直都没有下降，甚至还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而加强。
黄巢对士族、世家按着族谱杀头，导致世家、士族的影响力极大削弱，再加上五代十国的兵荒马乱，最终造成了世家政治的彻底消亡。
阶级论得到了证明，正如阶级论斗争卷所讲的那样：所有的公平、公正，都是从斗争中取得，而非他人施舍。
高启愚上这本奏疏的意思非常明确，作为统治阶级，必须治学阶级论，结合矛盾说，去治理国家，制定决策。
朱翊钧回复了三百多字，肯定了高启愚的说法，也说了说他这个皇帝的看法。
“永远不要相信后人的智慧，因为你压根不知道后人能愚蠢到何种地步。”朱翊钧拿起了另外一本奏疏，看完就是眼前一黑，直接拿出了章，给这本奏疏盖了‘贱儒’一章。
这一章下去，内阁就会严令斥责写奏疏的官员，内阁的严厉斥责，对于任何官员，都是天大的压力。
这么些年了，朱翊钧就没有见过能盖三章的官员，通常盖一章，基本就再不敢胡说八道了。
朱翊钧也很少启用贱儒这个章，皇帝不好糊弄，是众所周知的事儿，现在真的骗不到廷杖了，陛下打廷杖，真的是往死里打。
这本奏疏，是户科给事中李汝华、两淮盐运使袁振二人联名上奏，他们觉得文定公王国光的边方实物饷银政策，有些缺点，那就是太费钱了。
朝廷每年要给军屯卫所支付足足660万银，来采买各种货物，然后用实物发下去。
两个人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名叫纲运制。
就是把江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盐商组织起来，成为纲商，全权负责粮食、食盐、物料的对边方供应，而朝廷直接对盐商征收盐税。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边方物资贫瘠的问题，还解决了朝廷财用大亏的现状，而且还解决了盐税难征的困境，可谓是一石三鸟！
朱翊钧又不是十岁的孩子，他都三十二了，有二十二年的工作经验了，政令，别说一石三鸟，就是两难自解，都得问问代价是什么。
纲运制哪哪都好，唯独没有考虑过边方军兵的死活！
“在这些士大夫眼里，咱大明边军是不是人？是不是大明人？怎么能生出如此歹毒的计策来？”朱翊钧气不打一出来。
他除了盖了个贱儒的章，又写了三百多字，把两个贱儒，骂的狗血淋头！
这个一石三鸟的纲运制，组成的纲商，就会完全垄断盐的运输。
以前谁都能往边方运粮运盐运货，在卫所换取白银，可是有了纲商，就有了入门的门槛，只有朝廷照准的几家商贾才有权运货。
这就是一石三鸟的第三鸟，对纲商直接征税，简单直接。
日后，纲商们想送，边方才能收到如同毛毛雨的物资，他们不想送，把盐之类的卖到腹地，而非边方，那边方什么都没有，连盐都没有几口。
垄断的苦没吃够，还要再吃一遍。
大明商贾愿意把货物送到边方去，是因为边方有朝廷发的银子，才肯到边方去，如果真的把这个权力给了富商巨贾组成的纲商，大明的边方，只会彻底糜烂。
“把这个李汝华送到绥远去垦荒，种三年地，就什么都明白了，坐在京师的衙门里，对着边方，指手画脚，谁给他的胆子！不了解情况随意指指点点，连朕都不敢这么做！”朱翊钧给了明确的惩罚，先送绥远种三年地。
干点活儿，脑子就清楚了。
至于两淮盐运使袁振，他倒是和这个李汝华不太一样。
袁振是希望往边方运更多的东西，他的想法是：恢复之前的开中法。
随着开陇驰道的修建完成，运输能力和费用大幅降低，能不能借着开陇驰道的便利，恢复祖宗成法。
他的想法很好，但这是痴心妄想。
有些政策被破坏了，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但凡是开中法有一点恢复的可能，王国光就不会把白花花的银子都给边方。
这可是每年660万银的超大规模支持，一年11个先帝陵寝了（最开始用了50万银，后来修缮补了10万银，一个先帝陵寝是60万银）。
如果有机会，朱翊钧当然也希望可以恢复开中法，可惜，政策已经在孝宗年间，被破坏的干干净净了。
《尚书》有云：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
这个世间就是如此，一旦做出了决策，不是说你懊悔了，就可以改回来的，往往都是悔之晚矣。
朱翊钧对每个政策都很谨慎，一看事不能成，就收回成命，甚至很想很想做的事，却要等很久很久，才会去做，就是怕自己错误的决策，给百姓带来深重的困难。
“咦，浙江商帮，整天在松江府作甚，他们不应该在宁波市舶司吗？”朱翊钧拿起了松江知府胡峻德的奏疏，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松江府商帮大乱斗，甚至比安南的五主七十二家大乱斗，还要乱一些。
“不仅仅是浙江几个商帮，连山西的商帮，都在松江府。”张宏专门去了解了下这个情况，情况十分复杂。
晋商、黔商、徽商、吴商、扬商都在松江府，和松江府本地的远洋商行，展开了极其激烈的竞争，甚至松江远洋商行，差点就被这几家联手给取而代之。
甚至斗出了几分逐鹿中原的气势，松江府这个好地方，有德者居之！
孙克弘长期投资松江海事学堂，在上海大学堂营造的时候，孙克弘还捐了五十万银，不求任何回报，只求借个善缘。
海事学堂的舟师、上海大学堂的学子，毕业后，也都念这份香火情，若是条件一样，都会投效松江远洋商行做事。
若非如此，几家联手，松江远洋商行，真的不是对手。
人才这东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胡峻德上奏，主要是说松江远洋商行的人选问题，孙克弘没有推荐他的儿子继承商总，这是几乎让所有人都预料之外的事儿。
孙克弘推荐了他手下的精兵强将。
一个楚地来的外乡人，名叫陈敬仪，这个陈敬仪是长沙人，家里一穷二白，本来在孙克弘的棉坊做学徒，别人都叫他六子。
这个六子不得了，短短十二年，就从学徒执掌了孙氏所有的棉坊，到万历二十二年，陈敬仪已经成了孙克弘最倚重的手下。
孙克弘倒是想举荐自己的儿子，但思前想后，最终向朝廷举荐了陈敬仪，他有能力、有担当能带领松江远洋商行继续向前走。
他考虑问题，主要是考虑到自己儿子，没什么太大的能耐，如果因为一些财货的纠纷锒铛入狱，恐怕他们孙家，就真的成了上海滩的大笑话了。
“希望这个陈敬仪，能够不负孙克弘的期望吧。”朱翊钧朱批了这本奏疏。
松江远洋商行已经成长为了一个超级庞然大物，属于商行的商船，因为仗剑行商的原因，其武装力量，甚至超过了安南国的整体实力。
商行的商船，一年要到东太平洋总督府行商三次，船上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根本不可能自由航行在太平洋上。
如此一股强力的力量，商总的人选，就需要报闻朝廷、御前决定。
本质上，商行不是完全的民间商帮，而是在朝廷的组织下建立的商帮，原始股本里，松江府衙占了足足六成的股本。
朱翊钧在次日接见了孙克弘和陈敬仪。
陈敬仪万万没料到接任商总，会蒙受陛下召见，从官秩而言，商总就是个九品官而已，能受陛下召见，实在是让陈敬仪有些受宠若惊。
“臣拜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孙克弘和陈敬仪十分恭敬，不敢让自己的礼节有任何的瑕疵。
“免礼免礼，一别经年，孙商总风采依旧。”朱翊钧颇为温和的说道，他打量了一下陈敬仪，这个人长相十分俊美，不是那种阴柔的俊美，而是十分干练，还带着几分正气。
至少可以在皇帝面前，他没有失仪。
面圣，本来就容易紧张，再加上繁琐的礼仪，更加加剧了紧张。
这些年，不少臣子第一次面圣，都会失仪，好多都是紧张到话都说的不是那么的完整，有些说话都会颠三倒四。
陈敬仪见过世面，见过大风大浪，他曾经十二次带领商行的船只，前往太平洋的彼岸贸易往来，为商行赚下了泼天的财富。
商行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能赚钱，而陈敬仪能带着商行赚钱，那孙克弘选他当话事人，就不奇怪了。
“不错。”朱翊钧手虚引了下说道：“坐下说话。”
陈敬仪那颗跳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落回去一点，说不紧张是假的，他只是在极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失了分寸，给自己、家人、商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触怒圣上，惊扰圣驾，代价没人能够承受得住。
“松江商行成立得有小二十年了吧，当年初见商总，也是风华正茂。”朱翊钧有些感慨的说道，这是沟通的小技巧，叙叙旧，缓解下紧张和尴尬的氛围。
做上位者，别的不会，一定要会开会，会主导会议走向，要善于沟通，而不是高高在上，趾高气昂。
“万历二年，臣的弟弟奉旨筹建，那时候商行东家，算上衙门，也就四家，现在都快七十家了，臣今年也六十五了。”孙克弘回忆起了过去，不胜唏嘘。
那时候他因为腿脚不方便，是弟弟孙克毅奉旨筹建，后来孙克毅脑子一热，跑去了长崎，这一去就是快二十年，把商行这摊子事甩给了他。
朱翊钧和孙克弘闲聊了几句，气氛立刻变得和睦了起来，毕竟当初皇帝只要一为难徐阶，孙家就一定会帮帮场子，算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有了共同的话题。
孙克弘见气氛热络，立刻开口说道：“陛下，推行黄金宝钞在整个东太平洋总督府流行，不能只靠环太商盟总理事会，商行要起到关键作用，陈敬仪有些想法，让他为陛下解释一下？”
孙克弘和陈敬仪，都注意到了朝中的想法和遇到的巨大阻力。
多发宝钞，可能会因为超发信誉崩塌，不超发，黄金宝钞不够用，建立一个蓄水池，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说来听听。”朱翊钧看向了陈敬仪，示意他可以开始讲述了。
“推行宝钞流通之要，在货，更在人心向背。”陈敬仪深吸了口气，开始给皇帝陛下画大饼。
画大饼的事儿，陈敬仪一向很擅长，可这次是给皇帝画大饼，如果陛下吃不到这张大饼，那怪罪下来，他可担待不起。
陈敬仪准备十分充分，而且很擅长察言观色，陛下显然不喜欢那么多的咬文嚼字，而陈敬仪也把话讲的十分明白透彻。
利用好远洋商队，左手战船，右手大明货物，如此数年，这些蛮夷，自然而然就会接受黄金宝钞了。
“蛮夷都这样，打一顿就接受了。”陈敬仪言简意赅的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