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站在院中，看着秋风萧瑟愣愣的出神，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他以为送行多了，慢慢就会习惯，但他错了，他没有习惯。
每一次忠臣的离去，哪怕是善终喜丧，依旧让皇帝心如刀绞，因为这些有资格埋入金山陵园的大臣，都是最忠诚的战友袍泽，忠于大明，而非单纯忠于皇帝的袍泽。
哪怕是张学颜整天在杂报上骂人，只要人还在，就会多几分安心。
同志同行方同乐。
“陛下，礼部呈送了谥号。”李佑恭拿着一封封好的奏疏，呈送到陛下面前。
“那就忠敏吧。”朱翊钧看过之后，认可了礼部给的谥号。
忠是仅次于文的谥号，成化二年，明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的时候，给的谥号是忠湣，万历十七年，浙抚傅孟春请修于谦祠，言：于谦有鞠躬报国之节，有定倾保大之勋，改谥号为忠肃。
张学颜的忠敏是仅次于文的上谥，事君尽节曰忠，推贤尽诚曰忠；应事有功曰敏；明达不滞曰敏；朱翊钧离开了张府，车驾辘辘地走了，院子里再次安静了下来。
大明皇帝回到了皇宫，又让李佑恭拿着圣旨去了张府宣旨，赠官太子太保、恩荫子孙国子监生、官葬，极尽哀荣。
等忙完了这些，朱翊钧才仔细看起了张学颜的绝笔书，张学颜从去年病重后，对于死亡并没有什么畏惧，而是一直在思考万历维新之得失。
用人生最后的时间，用最后一次皇帝绝不会计较的僭越契机，谈一些他之前作为臣子不能谈论的问题。太祖高皇帝废宰相，直接指挥六部百官，事事过问，事必躬亲，形成了一元专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权，哪怕是经历了靖难，大明的政治框架，都是围绕一元专政制定的。
可以说大明的一切制度，都是围绕着一元专政去设计，这是一切的根本。
而孝宗皇帝在弘治年间的大范围放权，直接一刀砍在了大明政治的根本之上。
在放权之前，一项政策出现了问题，那么做出决策的皇帝，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并且想办法做出补救，比如大明土木堡兵败后，朱祁钰继位，瓦剌太师死于内讧，脑袋被送到了大同府领赏，这就是补救。而放权之后，一项政策出现了问题，没有了直接责任人。
比如开中盐法败坏，无人为此负责，皇帝说是内阁建议的，内阁说是司礼监批红的，司礼监说是下面人没有执行好，百姓不体谅朝廷的难处，大臣们只想把银子都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奸臣自己跳出来了，就是内阁。
这种分权的第二个恶劣后果，就是内外分治，这必然会导致党争，嘉靖初年是皇帝和大臣们斗，嘉靖后期是严党和徐党，后来是楚党、晋党。
分权等于政出多门，当不止一个人说了算时，这种党争就绝无禁止的可能，自孝宗朝之后，大明的政治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党争政治。
而党争政治进一步恶化，传导下去，就是朝中遍地都是山头。
每个人都要依附于山头，才能在官场生存下来，座师制度出现到快速泛化，只用了十年，就已经遍地都是，政治环境快速恶化。
最终导致地方各衙司之间，利益、权力固化，朝廷的财权被侵蚀。
而吏治败坏让本就入不敷出的大明朝廷，雪上加霜。
座师制度的泛化，还导致了一个现象，张学颜称之为一人千面。
在孝宗放权之前，大明上下官僚，都要对皇帝本人负责，就像现在这样，范远山敢直接对势豪进行钓鱼，徐成楚可以带着反腐司重手反贪抓腐，因为他们只需要对皇帝负责。
御史？内阁？他们做事儿，都可以百无禁忌。
但是放权之后的大明百官，一个人长了一千张脸，面对百姓、座师、上司、巡按、御史、内阁、司礼监、皇帝等等，他们有着不同的面孔。。
当所有人都善于表演，则忠奸难辨，你皇帝想用人都不知道可以用谁。
一人千面的恶劣后果，最终会导致道德上的饰伪。
一个不证自明的例子，跟严党这个浊流斗的你死我活的清流们，是真的清流吗？完全不是，只是表演清流而已，贪得比严嵩还多，办的事儿还不如严嵩，这是清流？
世风日下，共识不断瓦解，天下不宁，吏治彻底败坏，朝廷、地方的财用大亏，皆因为吏治上的败坏。系统性的崩坏，自孝宗朝就埋下了伏笔，在万历朝开始爆发出来。
其实张学颜的意思也简单的很，维新之前，陛下不信任朝廷是应该的，就这种状况，哪个皇帝信任臣子才是愚蠢，因为朝臣们在政出多门、党争、座师、一人千面、道德饰伪之下，根本无暇忠诚于皇帝。杨博不知道自己不忠吗？他做的那些事儿，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但世势如此，他只能那么做，甚至都不能忠于自己的灵性和自己的认知。
这样活得非常痛苦，即使是贵为吏部天官，也是如此。
而万历维新之后，大明恢复了一元专政，只需要对皇帝负责的时候，那只需要对皇帝忠诚就可以了。整体环境变了，陛下也不必过分的冷酷无情，甚至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
保持对百官该有的警惕，杜绝结党营私的现象出现，就可以继续推动万历维新了。太祖高皇帝面临的局面，可比当下要危险的多，一直到洪武二十一年，蓝玉打穿漠北王廷之前，谁是正统，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后元反贼遍地都是，高皇帝活着，都有人敢搞出南北榜大案来。
简而言之，眼下之大明，陛下的圣旨，远到金山国的朱翊缪、缅甸六府的土司，近到内阁大臣，莫敢不从。
第二件事，则是张学颜的本职工作了，关于黄金宝钞的思考。
黄金宝钞经过了十年时间，已经迈入了信誉货币的时间段，这是黄金宝钞最危险的时间段，一旦这段时间超发过重，等于过桥的途中，桥断了。
而张学颜认为，能够打断黄金宝钞的极端事件，就是大明陷入一场战略误判的战争，这是唯一能够打断黄金宝钞的隐患。
他十分明确地指出，进入倭国进行决战，就是这种极端事件。
那边遍地都是山，山意味着敌人可以隐藏，山意味着山城众多，而且是倭国乱战，经营了几百年的山城一旦战争陷入了泥潭，变成了烂仗，巨大的国防支出，逼迫着皇帝发行更多的宝钞，最终驴打滚一样，债务越来越多，很有可能带着大明一起覆灭。
张学颜在奏疏里还指出，不希望大明皇帝发动远洋战争，即便是有迫切的需要，也可以采用更加廉价的代理人战争去尝试，而不是亲自下场，这样只会让国防开支陡然增加，发行更多的宝钞。
远洋战争，亲自下场，就是打赢了又如何呢？蝇头小利，根本填不满大明内政败坏的窟窿。而现在这种让倭人打倭人、熊廷弼率领的半代理人战争，最符合大明的利益。
后勤上只需要补充火药，兵力、粮草都是就地取材，让战争变得廉价，如同一道始终放血的伤口，慢慢放死倭国，或者其他什么敌人，是明智、精算的选择。
跟小国赌国运，土木堡之变就是教训。
他认为，这种方法除了慢点，其他都很好。
朱翊钧对张学颜的说法部分认同，唯一不认同的是，其实一点都不慢。
张学颜致仕之后，主要精力放在了骂人之上，一个后元反贼，到现在都让贱儒们擡不起头来，张学颜并不了解，其实自从德川家康对关东平原发动总攻之后，长崎总督府的倭奴数量激增，屡破新高。一直到六月份，半年时间，倭奴的数量就超了三万人，不包括妇孺，倭女和孩童也有一万余人，半年超过四万的倭奴，朝鲜的制匠都不够用了，一千制匠日夜忙碌。
前线战事不利，会加倍传导到劣势的一方。
德川家康为了补足粮草，不得不对极乐教和地方大名们进一步的让利，粮食被征收，走投无路的倭人，不把自己卖了，如何活下去呢？
前线杀了一万，倭奴翻了三倍，多了足足三万，大明军正面进入决战，杀的不见得有德川家康快。“张司徒还是高看了蛮夷的道德，倭人吃草都活不下去了，大饥荒还在持续。”朱翊钧找到了熊廷弼的战报，吃草如果能活的话，倭人是不介意吃草的，但现在是连草都没得吃。
张学颜觉得，打不下去了德川家康自然会停手，可是德川家康没有停手，倭人确实更擅长对付倭人。万历二十四年的倭国大旱灾，没有持续，但田土已经没有壮劳力可以耕种了，饥荒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兵祸进一步加剧了大饥荒的危害。
倭国的情况正在变得更加糟糕，甚至变得不宜生存，但是大明的士大夫对此并不关心，即便是就在家门口，这是皇帝认为的理由。
事实上的原因，是皇帝陛下曾经手刃过一个为倭寇美言的贱儒陈友仁，十多岁的孩子，当着首辅、次辅、大臣的面，亲手行刑，自那件事之后，再没有笔杆子敢为倭国说哪怕一句了。
但李佑恭也好，申时行也罢，都不敢提这茬。
其实陛下一直是这么一个人，从来没有变过，只是过去张居正在，能够拦得住皇帝，仅此而已。“下旨，辍朝三日吧。”朱翊钧朱批张学颜的奏疏。
已经没有承旨之人了，但皇帝还是尽心批阅了奏疏，写上了自己的评价，交给了李佑恭归档。“臣领旨。”李佑恭叹了口气，先生讲的没错，陛下从来不是一个无情的人，陛下至情至性，只是眼下大明需要一个冷漠无情的皇帝而已。
三日转瞬即逝，皇帝又下旨辍朝了四日，这样刚好在张学颜出殡下葬后，恢复了朝政。
“陛下，周良寅再传捷报！”李佑恭知道陛下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挑了点让陛下高兴的事儿说，陛下这是辍朝后第一次批阅奏疏，不让陛下太闹心的好。
朱翊钧拿过了周良寅的奏疏，看了许久，眉头紧皱：“朕让他推行一条鞭法，他这是在作甚？这不是把手伸向了吏部吗？申时行能乐意？”
周良寅推行一条鞭法的主要手段是清理冗员，就是把当初在山西干的那些事儿，又重复了一遍。不过这次更加狠厉，甚至专门制定了一个《兴革条例》，在江左、江右、浙江、湖北、广州等多地系统性地裁撤冗员。
以杭州府为例，超过七成的吏员被裁撤，甚至有半成被坐罪下狱，轻则杖刑，重则流放。
他一个户部尚书，干起了吏部的活儿，当真申时行是好惹的吗？
“不是首辅支持，他办不成，正因为首辅支持他，他才能推行一条鞭法，不治吏想推行政令，难如登天，首辅不仅给他撑腰，还给他出谋划策。”李佑恭解释了下缘由，《兴革条例》是申时行捣鼓出来的，不是周良寅越权。
越权是官场大忌，谁越权就会被群起而攻之。
考成法结束的是座师制和阁部之间的权力之争，申时行虽然一直在对考成法修修补补，但具体到了地方的吏治，考成法就不是灵丹妙药百试百灵了。
他根据自己在地方的经验，以海瑞的《兴革疏》为蓝本，制定了对吏员的兴革条例，推动大明吏治的进一步改革。南衙好用，那这条例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为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创造条件。
如果南衙不好用，擅长裁撤冗员的周良寅，都无法推动，他就会再次修改，直到好用才会呈送陛下御览李佑恭呈上了《兴革条例》，和考成法有些相似，但并不相同，考成法针对的是官员，兴革条例针对的是吏员。
首先第一条就是地方主官承担责任，府里就是知府，县里就是知县，身为朝廷命官，连手下都无法收束，那就是无能，无能就是下下评。
只有把责任扣在了这些官身身上，才能防止这些官员把吏员推出来当替罪羊。
其次就是解决吏员前途，现在三年一考，九年考满吏员，到大学堂深造后拿到出身后，就可以领冠带做官了，这是申时行一直在推动的事儿。
万历维新的车轮滚滚向前，万历十五年后，连皇帝都无法勒令他停下了。
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裁撤冗员，这个活儿好干，也不好干，周良寅极其擅长此道，把如何精准裁员而不是裁到大动脉上，做了系统性的总结，附录在了兴革条例上。
人事权即权力，不把吏治搞好，什么政策都是白瞎。
“申时行不吭不喘，办了件大事啊。”朱翊钧看完了兴革条例，一共九卷二十七章，涉及到了地方方方面面。
很长，但皇帝还是耐心看完，收获很多，他将兴革条例留下，没事就会多翻看两遍。
“首辅还是很忠心的。”李佑恭说了句公道话，大家都喊他申贼，这个外号，并不冤。
他有难言的苦衷，又要在皇帝手中保住大臣，又要做事，都要照顾到，就显得立场有点摇摆，导致哪哪都讨不到好，都叫他申贼。
如果连陛下都不信任他了，他还是早些激流勇退为妙，因为陛下，是他唯一能仰赖的人了。这其实也佐证了张学颜的话，一元专政的环境下，即便是有反贼，也无法把拳头攥起来。
“很好。”朱翊钧朱批了周良寅的奏疏和申时行的兴革条例，继续推行大明吏治的深化变革。“前些日子刘将军从缅甸送来了块上等的翡翠，雕刻成了夔[ku]，把那只躬夔，赐给申时行吧。”朱翊钧朱批之后，给了申时行恩赏。
夔是一种奇兽，其状如牛、苍身无角、仅有一足，朱翊钧赐予申时行的是礼器，这个题材，引用的夔皋之说、造型是躬夔，就是弯着腰的老黄牛，为了国事勤勤恳恳。
夔是舜时的乐官，掌管礼乐；皋陶是舜时的刑官，掌管刑法。二人都是贤臣，通常夔皋就是指能够辅弼君王的贤臣能臣。
这是皇帝的恩赏，更是肯定，这是件珍品，子孙后代即便不孝，将其敲成零碎，也能保几世的富贵。赏赐什么，题材如何，都是有讲究的，大明是礼仪之邦，这个题材，也能让申时行安心，他跟个老黄牛一样吭哧吭哧的为万历维新做事儿，皇帝看得到。
“臣领旨！”李佑恭眉眼间露出了笑意，小臂长的躬夔早就雕刻好了，这东西本来就是给申时行刻的，但之前，皇帝一直没有找到好的理由赐予，现在终于赐下去了。
申时行赢得了皇帝的完全信任，对大明朝臣上下，都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李佑恭抱着方盒来到内阁，宣读了圣旨，将方盒打开，将躬夔展示了出来。
申时行本来愁云惨淡的脸色，立刻欣喜了起来！
陛下如此恩赏，他自然欣喜，主要还是陛下的信任，让他安心了不少，至少需要回护臣工的时候，他更有底气一些。
“恭喜首辅，贺喜首辅。”王家屏也是松了口气，最近国事虽然万事顺利，但坏消息实在是太多了，这是难得的好消息了。
“谁说不是呢，陛下这个样子，好多需要尝试、可能会犯错的策论，都没法呈送御前，多少有点耽误事了。”侯于赵不住地点头，陛下之前的样子有好处，当然有坏处。
比如申时行的兴革条例，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成，效果如何，他就不敢呈送御前，而是偷偷地让周良寅试一试，有了结果才敢呈送。
这种名不正言不顺、偷偷摸摸的做法，能办成那都是周良寅太能干了，换个人，怕是无果而终，做不出成果来，不敢跟皇帝讲，这吏治深化变革就无从谈起了。
“大珰也看到了，这是侯于赵说的，可不是我说的，我可没有私下腹诽过陛下！”申时行吓了一跳，往后走了一步，离侯于赵远点。
侯于赵仗着自己是狂热帝党，仗着自己会种地，什么话都敢往外说！腹诽君上！
“昨日侯司徒，当着陛下的面儿说过这句话。”李佑恭低声解释了下，他要佩服老赵，老赵跟别人不一样，他居然敢在皇帝面前说这句话！
李佑恭承认，他不敢。
此言一出，阁臣们全都看向了侯于赵，这家伙这么勇的吗？！
直言上谏，说得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侯于赵去劝过皇帝，而且说话很不客气，这种压抑的氛围再这么持续下去，国事就要出现堵点了，而且是无法解决的堵点。他去了，他说了，他被赶出了通和宫，有意思的是，皇帝没有怪罪他。
大明从来不缺骨鲠正臣，陛下还是那个良言嘉纳的陛下。
“看来我也要学一学怎么种地了。”申时行面色一凝，郑重其事地讲了一句话，叶向高和袁可立去辽东垦荒，也是会种地的。
侯于赵敢去皇帝面前这么讲，因为侯于赵真的会种地，朝中大臣，一共就两个会种地，侯于赵和周良寅，陛下对他们二人，就天然的亲近。
而申时行不会种地，他更像是个传统的士大夫，这就有点不像是一路人了。
这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一种表现形式。
“明年开春，和太子一起去种地。”王家屏听闻，立刻认同，种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们这个岁数也干不了太重的农活，但去不去，是一个态度和立场的问题。
李佑恭没在内阁久留，他坐着小火车回通和宫去了。
“范远山怎么净折腾那些畜生？”申时行拿起了一本奏疏，看完了之后，传阅给了众人。
上一次，范远山对犬、猫、猛禽等进行了征税，而这一次，范远山要求一户一牌，户籍的户，一户只能养一只宠物，犬猫禽只要出门就要带铁牌，铁牌有一组数字证明身份，无牌、无羁縻绳索者，一律按野兽打死。
沈鲤看过了奏疏后说道：“范府丞也没办法，只能这么干。”
“现在城里的人太多了，六月份就出了个案子，山西入京务工的匠户，家里养了一条大犬，匠户上工，家中顽童，拉着犬上街，这恶犬发了疯，怎么拉都拉不住，大犬咬伤了另外一个匠户，闹出了好大的动静来。”
“顺天府、五城兵马司，哪有那么多的衙役？只能这么一刀切了。”
这案子在京师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一方面有些人觉得朝廷管得宽，有些则觉得朝廷什么也不管，任由这些势豪率兽食人。
被咬伤的匠人，一条腿都废了，成了残疾，按照大明律，得赔一百二十银，而养狗的匠户，哪有这么多的银子赔？
按着范远山的意思，那就是百万之众的大城，一律不得养犬猫禽等，但综合考虑之后，还是决定一户一牌。
直接严令禁止不具备执行条件，反而是在推诿责任、进行。
陕西地方贫粮，陕西就搞过一段时间的禁酒，结果各种发酵砖卖的遍地都是，还滋生了一大批以贩私卖酒为主业的城中匪帮，最终执行了一年就被朝廷喊停。
一户一牌，就是为了履行管理职能。
“行。”申时行想了想，写好了赞同的浮票。
范远山这本奏疏很长，管理宠物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管理粪便垃圾、道路管理、谯楼防火、走卒贩夫、菜市口、煤市口等等多达数十项。
大明京师四百万众，管理这么大一个大都会，比管理一省之地，还要麻烦的多。
申时行鼓足了勇气，上了一道奏疏，请皇帝朱批，一个时辰后，奏疏回到了内阁，陛下居然批准了。“首辅又有良策？”侯于赵有些好奇，申时行写了什么，遮遮掩掩不给大家看。
“不是，是三皇子的事儿，我是太子太傅，兼管讲筵学士，算是三皇子半个老师，陛下惩罚三皇子，罚写大诰，估计没什么用，我就上了条谏言，陛下…恩准了。”申时行左右看看，才低声说道：“我谏言陛下，把三皇子送去陈大壮那里，现在还小，还能纠正。”
“要是再拖几年，怕是要闹出大乱子来。”
在大乱子和被皇帝质疑之间，申时行选择了后者，若不是得了恩赏，他万万不敢上这本奏疏。王家屏听闻，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姚光启那个弟弟姚光铭，从大铁岭卫回来，完全变了个人一样，可是三皇子身份尊贵，有没有效果还两说了。”
姚光铭大变样，那是被操练的狠了，那地方穷山恶水，不干活真的会饿的前胸贴后背，不是人呆的地方，道理姚光铭究竟明白了多少，没人知道，但姚光铭一定不想再去大铁岭卫挖铁料了。
姚光铭一百六十斤，足足瘦了四十斤，变得十分精瘦。
三皇子是真正的天潢贵胄，陈大壮还有那个胆子饿三皇子吗？
“你想错了，只要是陛下的旨意，你看吧，陈大壮绝对会照旨办事，不会少一分一毫。”申时行对这方面很有信心，陈大壮这个人，只听陛下的话。
“陛下同意了吗？”王家屏面色凝重地说道：“恐怕会有什么危险。”
大明有些反贼，斗不过陛下，就奔着陛下的家人动手，奔着皇嗣动手，简直是畜生不如。
“陛下同意了。”申时行将奏疏递了过去：“陛下朱批，不能让三皇子变成李元吉。”
太子天资普通，本来就压力大，老四又很能打，这老三在中间不停地挑拨，真的会出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