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错怪杨俊民了。”朱常鸿开始办案后的第三天，发现了一些问题。
他沿途没有通知所有的地方官，仅仅跟水师武官进行了接触，因为在他看来，万山私市能达到这个规模，和广州府的纵容有极大的关系。
的确是广州府的纵容导致了万山私市的坐大，但情况和朱常鸿想的完全不同。
在朱常鸿的设想里，是广州地方的乡官把持了地方衙门，而来到广州的朝廷命官，为了施政不得不和这些乡官和乡官背后的势豪、乡绅们打好关系，来推行朝廷的政令、完成税赋的征收，所以广州的朝廷命官不得不纵容万山私市。
但现实是，万山私市存在的时间，远比万历维新要久的多，大约在永乐年间，万山私市就已经存在了，而万历维新之后，从殷正茂、凌云翼、王家屏到杨俊民，广州巡抚一直在纵容万山私市，其理由，并非和地方势豪乡绅蛇鼠一窝，沉瀣一气，而是让小民谋生。
朝廷的关税，从最初的6到13再到现在的20，一些商品的利润被关税给抽干了，过关就会赔钱，赔钱工坊就会关门，关门后本来有事可做有工可上的百姓，就会变成游堕之民。
这里面主要的货物一共有四种，南洋的方糖、大铁岭卫的铁料、孟加拉的硝石、舶来粮。
广州府为征伐安南攒了足足2200万石的舶来粮，这么多的粮草为大明在安南的征伐，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而这里面的舶来粮，大部分都没有经过广州市舶司的抽分。
广州府需要这些廉价的原料，当初广州府能搞出糖票这种事，和万山私市的方糖有极大的关系。而且这些东西的利润和铁锅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广州府打击的过于严重，多少有点聚敛兴利，不许百姓好好活着的嫌疑，大家都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维持着万山私市的运转。
在大明水师前往了安南征伐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贪欲总是让人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真的是令人唏嘘。”张可大看着面前的案卷，由衷地感慨。万山私市从走私白货，慢慢转向了红货，一部分高附加值的商品，开始在万山私市出现，比如来自南洋的香料、红木、柚木、棕榈油，佛山的铁锅等等，去年年末，万山私市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烟草，在今年年初出现了阿片。
再这么继续纵容下去，怕是汉人很快就会被当作奴隶买卖了，杨俊民只好到天庭搬救兵去了。杨俊民无可奈何，广州府眼下，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搞定万山私市了，因为南洋水师九成都在安南，清理山匪水寇路匪恶霸，所以直接一本奏疏，直达天听。
至于朝廷会如何处置，杨俊民打算好了听天由命，入不入阁他已经无暇顾及，万一万山私市弄出规模庞大的海寇来，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广州府地面愿意配合，那查起来，就简单多了。”朱常鸿松了口气，他在父亲身边学了很多东西，眼下，在广州府，朝廷和地方衙门的央地矛盾，还没有剧烈到地方谋求自治的地步。
朝廷当然要警惕广州府这个天南之地的藩镇化，而广州府也要让广州在地区之间的竞争中获胜，朝廷和地方有些利益冲突，再正常不过了，可说破天去，大家还都是一家人。
京营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从京师抵达广州府，广州府就只能是大明的腹心之地，而不是藩镇，更不是海外大明的中心。
矛盾比他想象的要小很多，但万山私市的规模，确实足够的庞大，此番用兵，光是杀灭的亡命之徒，就足足有一千二百之众，其中多数都是林道干这个海寇的残部，而俘虏的人数就超过了三千四百人。一共缴获了一百四十副铁浑甲，一千二百张劲弩、四千三百把长弓、各色火铳近五百把、自制的虎蹲炮等火炮超过了百门，各种货物折银超过了三百五十万两，其中还有数千斤的阿片球，被缴获。偷袭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出其不意的夜袭，导致了敌人根本没有防备，也没有任何的章法，大明军的损失极小，死七人，伤四十二人，多数都是轻伤。
“万山海战，可以给朝廷写捷报了，但案子还要数月之久的侦破，届时我再带着案犯返京。”朱常鸿做出了进一步的布置，涉案的势豪要杀要剐，得看广州府地方衙门的意见。
无论如何，通海总栈没了。
朱常鸿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给自己的父亲，他汇报了广州府的情况：
朝廷对地方的猜忌有些太重了，其实朝廷对广州府这个大都会的控制力极强；广州府的商贸远比朝廷设想的发达；大驰道非常的重要，广州府非常依赖北煤南下；北煤南粮的煤粮循环已经形成；他还要在广州府进行全面禁毒，扫除部分非法进入大明的蛮夷，把他们变成奴隶送到岘港去，主要是回族、黑番、以及身度人。
印度的统治阶级是蒙兀儿人，因为印度此时叫蒙兀儿国，而印度被统治阶级就是身度人，身材矮小、肤色黝黑、而且擅长钻营、坑蒙拐骗无恶不作，这些家伙到了大明很快就变成了亡命之徒，在万山私市做起了海寇。
禁毒和扫非法，就是朱常鸿这几个月要完成的大事。
同时他建议减税，对来料进行减税，比如方糖、铁料、硝石、舶来粮，否则这次剿了万山私市，也只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为广州府需要廉价的原材料，而损失的这部分税赋，可从丝绸、玉石、礼器、香料等奢靡之物中征收。
他写的很长很长的书信，他希望父亲可以重视他的意见。书信被海防巡检带走，用了十五天时间送达朝廷。
六月十五日，朱翊钧当天就召开了特别的廷议，宣布了捷报的同时，将四皇子的书信公之于众，方糖、铁料、硝石减税至3，主要是因为这些商品规模极大，占用了港口运力，还增加了行政成本，是必须要征税的。
而对舶来粮，朝廷做出了更加激进的决策，将舶来粮的税赋降低到了0，不再起课。
朱翊钧正襟危坐，面色十分严肃地说道：“密州、松江、宁波、月港、广州五大市舶司，其实早就知道朝廷的税制不太合理了，但从地方巡抚、知府、市舶使、提督市舶太监，没有一个人上奏说此事。”“为何？因为他们不能说，尚节俭？那黎牙实说朕死要钱，那说了就是不忠，说了就是忤逆圣意，说了就是腹诽圣君，所以，他们只能闭嘴，万山私市是闹大了，其他地方类似的私市，一定不少。”“朕不是什么全知全能的神仙，算不尽天下事儿，还需诸位大臣尽心辅佐才是。”
朱翊钧觉得这事赖他，他死要钱，地方衙司就是知道不合理，也一句话不敢多说，说了就是大麻烦，就是陛下不在意，朝中那些狂热派，可不跟你讲什么道理。
朱常治听闻，斟酌了一番，出班俯首说道：“父皇，此非父皇尚节俭之过，尚节俭就是尚节俭，是不乱花钱，该花钱的时候，父皇何曾吝啬过内帑？格物院、解刳院、惠民药局、驰道、丁亥学制、乙未军制，父皇何曾吝啬过一次？”
“父皇登极以来，赏罚分明，朝臣们之所以结舌，孩儿以为，皆因万历维新，朝廷收不到税，养不起兵马，倭患肆虐、北虏南下，兵祸所至之地，民不聊生，朝廷财用大亏，为了征税，不得不兴非常之法，稽税院便是此理。”
税上的问题，地方官员不能说、不敢说的原因，不是皇帝死要钱，皇帝弄得金银，都在通和宫金库里作为万历宝钞的准备金兑现使用，这种政治正确的形成，是因为万历维新的不断推行逐渐形成。和皇帝当然有关系，但真要说群臣结舌，这口锅，三分归陛下，两分归元辅，其余九十五分当归于矫枉必过正，只要开始矫正过去的错误，就已经会做的过分，唯有如此才能真的矫正。
申时行看了眼太子，对着王家屏点了点头，神情颇为得意，诚然，他不如张居正，培养不出如同陛下那么英明的皇帝，但他作为太子太傅，培养的太子也不差，至少对矛盾的分析，有理有据。
“你这话说的，倒也是这个道理。”朱翊钧一愣，他擅长自省，但有的时候，也不要自省过头了，这万历维新，矫枉必过正，这是自然之理，他要做事，就只能如此，伟大若没有任何代价，那只是虚妄而已。太子再拜说道：“父皇，关键在于，如何打破这种正确，这才是燃眉之急。”
“这件事交给你了。”朱翊钧笑嗬嗬地说道。
朱常治准备了五个办法，广开言路，来打破正确，但皇帝就给了他一句话，让他办，他思考了半天，摇头叹道：“父皇，儿臣不明白。”
“让申爱卿教你就是。”朱翊钧摆了摆手，让朱常治归班，他还年轻，对一些事儿不太了解，经验不足，所以不明白很正常，申时行讲一讲就懂了。
廷议国事，不是教子的时候，朱翊钧继续主持廷议，太子的三板斧，禁毒是阻力最小的，清产实征法其次，因为朝廷真的可以动用武力推行，这就是帝国意志的具体体现。
被朝廷规训了二十八年的势豪商贾乡绅，早就看透了朝廷，哄着陛下不让陛下发飙才是最重要的事儿。“这扩军扩产之事，推行不下去，因为没人，除非现在立刻，让农户们离开土地，进入工坊，但这样粮食就不够吃了。”朱翊钧说起了让他、太子、朝臣们都有点束手无策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让人口增长。现在这个因为生产力提升，自然增长的速度，太慢了，无论是新生儿还是工业人口的增长，都不如皇帝的预期。
没人就是没招，招倭奴、黑番入厂，更不现实，浙东运河已经证明过了，此事万不可为。
“陛下，臣有奏疏呈送。”王家屏站了起来，将一本奏疏拿了出来，递给了张诚转交御前，而这个过程中，罕见的出现了拉扯，张诚去拿，王家屏却不肯松手，明明是王次辅自己拿出的这本奏疏。王家屏最终叹了口气，把奏疏交给了张诚，这本奏疏一出，他日后怕是要被文人墨客骂到千年之后了。朱翊钧看了一遍后又看了一遍，将奏疏合上，奏疏上没有署名，这就是掩耳盗铃了，众目睽睽，这王家屏递的奏疏，不署名，大家也都知道是他干的。
“朕不明白。”朱翊钧疑惑地问道：“这一刀切，禁止官吏、军兵、官厂工匠，聘礼、彩礼之举，真的管用吗？”
王家屏给皇帝的是一本非常古怪的奏疏，其中提出了聘礼彩礼禁令，以尚节俭的名义，严格限制婚嫁奢侈之风，禁止聘礼彩礼风俗，这种办法要是有用，太祖高皇帝就办了。
洪武五年四月，朱元璋下圣旨昭告天下有言：婚姻，古之所重，近代以来，狃于习俗，专论聘财，有违典礼。并且在《大诰》第二十二条《婚姻》中，规定废除了所有的胡礼，不得兄收弟妇，弟纳兄妻，子承父妾等继婚制。
大明律进一步规定，上户、中户、下户、佃户婚丧嫁娶的聘礼和嫁妆数量合银不得超过十六两，此为明文规定，违者严惩。
但这事儿，办到了一半，在洪武年间，就已经成了沉睡条款，因为下旨无用。
圣旨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
事实上，也不是大明为这事儿头疼，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也头疼，颁布过《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唐高宗在显庆四年，对聘礼、彩礼、嫁妆等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诏曰：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装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但是这些圣旨，和朱元璋的圣旨，一道变成了沉睡条文。
司马光和王安石早些年是挚友，后来因为是否需要变法，变成了死敌。
司马光回朝后废除了王安石所有新政，唯独保留一条，即婚嫁费用不得超过百千钱。
这是当属福州知州孙觉在福州行的律法，后来被王安石纳入了新法的章程之中，而司马光不废这条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厚嫁之风日盛，人不婚宦，天下倾颓。
这算是二人到了晚年，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了。
连宽纵的元代，元成宗在大德八年下诏：近年聘财无法，奢靡日增，至有损资破产，不能成礼，甚则争讼不已，以致嫁娶失时，颁聘财等第；规定了聘、彩、嫁妆的上限，不得超过一千钱。
打压民间婚姻嫁娶奢靡之风，是历朝历代的共识，原因司马光也说得非常清楚了，婚嫁的奢靡之风，直接导致了婚姻的门槛过高，女子过了婚龄不嫁，男子无力娶妻，都不生孩子，国朝必然崩溃。编民齐户，其实为了四样：户籍、田赋、徭役、兵役，人不婚宦，这四样都要崩溃，连元代都受不了这种婚姻大肆操办引发的社会问题。
降低婚姻的门槛，让人人都能婚娶，这人口自然就上来了，而且增长速度很快，可这门槛，哪有那么容易降低的？
圣旨要是有用，朱翊钧下一万份圣旨！
“陛下，臣和历代先贤不一样，臣不对百姓规定，而是对官吏规定，臣不设上限，选择了一刀切，绝不能有，别说金镯子、银锭、猪羊酒茶饼等物，一文钱都不可以有，不得设席操办。”
“违者，有聘、彩、嫁妆等事，皆下下评。”王家屏硬着头皮说道。
“朕看明白了，朕问的是这有用吗？”朱翊钧敲了下桌子，王家屏奏疏里的内容，他看得懂，但仅限于官吏、官兵、工匠，好像对刺激人口增长，没什么效用。
王家屏斟酌、犹豫再三，才低声说道：“陛下，臣很了解这些官吏，他们不能做的事，如果百姓可以做，他们就会变本加厉，陛下。”
此言一出，文华殿变得安静了许多，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才明白了王家屏为何不肯松手了，确实有点歹毒了，王家屏在利用倍之这种力量。
要反对某种政令，官吏们往往会加倍执行，弄得怨声载道，沸反盈天，逼迫朝廷不得不妥协，只不过皇帝太喜欢杀人了，倍之视同谋反，会被族诛，这句话和言先生之过者斩，是相同的约束力。而现在，王家屏利用的就是倍之：堂堂统治阶级的官吏没办法大肆操办，民间势豪、富商巨贾、乡贤却还敢大肆操办。官就是官，攥着印把子，抓着权力，要收拾某个人，简直不要太简单。
“啊。”朱翊钧明白了王家屏的说法，他作为老派官僚，太了解这些官吏们的做派了，朝廷不让他们做，势豪商贾乡绅也是一样，做不得，再往下的无产之人，也会受到影响。总之，数千年的历史早就证明了，层层加码才是官场的常态。
朱翊钧的手指在桌上不停的敲动着，万事万物都是有代价的，这件事的代价很重很重，首先就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王家屏不敢在奏疏上留下名字，就知道这个政令一旦下发，会是何等的狂风巨浪，朝廷管的太宽了！
其次就是倍之，此端一开，必然后患无穷，这就有点考验皇帝的手腕了，皇帝要是还屠刀高举，而且还得一直举着，绝不可以放下，那将倍之视同谋反族诛，可以继续在其他政令上奏效。
这就是个选择的问题，皇帝日后想做个老好人也做不得。
朱翊钧翻开了奏疏，写了三个字，开口说道：“这样吧，这奏疏王次辅也不必署名了，朕写了朱中兴三个字，就算是朱中兴写的。”
“廷议庙算通过后，政策，先在松江府试行一年，而后在七府再试行两年，如果没问题，就天下推行。朱翊钧是完全虱子多了不痒，他办了万历六大案，每一案，春秋论断，他这个暴君、独裁者的名声都好不到哪里去，坟头堆满了垃圾又如何呢？他死都死了，他根本不在乎。
而试行，也是朝廷的好办法，在一个白银完全堰塞的地方，推行这样的政令，会暴露出政策的许多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令，是万历维新的路径依赖。
松江府能跑通，整个天下，慢慢也可以跑得通。
“臣叩谢陛下圣恩！”王家屏再拜，真心实意，他不写名字，就是知道自己扛不住。
他出了这么一条毒计，就是把刀交给了陛下，至于陛下用不用，那就看陛下的选择了，但在果决这件事上，陛下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失望过。副都御史温纯，呆滞的看着这一幕，他还是有点低估了皇帝陛下的圣明，地方官和京堂明公眼里的皇帝，是完全不同的，都说陛下有事儿真上，这是温纯第一次见到。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朱翊钧站了起来，带走了申时行和太子朱常治。
申时行和朱常治走在后面，朱翊钧在闭目养神，他现在已经训练到不用听敲钵的声音，就可以让自己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恢复精气神，疲惫了就眯一刻钟，方法相当的实用。
而且他已经完全戒掉了茶，只不过看到还是会想喝罢了。
太子在小火车的后厢询问着申时行，他的父亲为何要把打破正确这件事交给他来做。
“因为殿下和陛下是父子，就这么简单，其他人不能说，不能讲，以前还有先生讲，但先生有些话也讲不得。”申时行也没有打官腔，解释得很简明扼要。
皇权就是威权，威权就是不容置疑、没有错误，皇帝本身就是大明所有正确的总和，比如万历维新税赋上的问题，就是万历维新过程中形成的正确，而这些正确，臣子不能质疑，只能由太子来质疑。“做得太多，是不是有些不妥？”朱常治弄懂了一个问题后，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太子不好做，做得少了无能，做得多了被皇帝认为是等不及。
申时行笑着说道：“大明是大明，臣还能活几年，看着点，不会让殿下出错的。”
“殿下，你记住一句话就行了，陛下给你的，你不要推辞，陛下不给你的，你不要去抢，这句话做到了，万事大吉。”
“就这么简单吗？”朱常治愣了愣问道。
“殿下觉得简单吗？其实真的不简单，万山私市最开始要的也不多，南洋水师去了安南，万山私市立刻变了样子，殿下，记住这句话，就不会出差错。”申时行有些感慨，人心易变。
他说完后，忽然发现对于太子而言，不贪这件事，好像本该如此，确实蛮简单的。
太子真的一点都不贪心，若是贪心，绝不会允许四皇子和大将军府联姻之事。
皇帝从来不觉得四皇子是合适的帝国继承人，因为四皇子文武双全，太过于聪明了，很难止得住贪。天下事，都坏在了贪这个字上。
“坐下说。”朱翊钧到了御书房，就让太子和首辅不必多礼，坐下就是，这就到了教子的时间。“父皇，儿臣不懂，为何把近海贸易全都交给了富商巨贾。”朱常治知道时间宝贵，父亲总是很忙，所以开门见山，问出了他的疑虑。
最赚钱的买卖，全都交给了民间，官船官贸，是远洋贸易，这件事，朱常治想不通。
朱翊钧斟酌了一番，开口说道：“需要维持足够庞大的航运人口，这里面包括水手、舟师、船长、船匠、船厂和修船的匠人，只有足够庞大的民间海船贸易，才能提供充足的航运人口，为大明水师提供支持。”
“其次就是要维持庞大的民船造船厂，来持续盈利，水师需要的船只，养不起七万船匠，也养不起五大造船厂。”
军事的投入是纯粹的投入，而造船厂需要足够的盈余，才能维持其本身的存在。
“万历初年开海，朝廷既无法生产三桅夹板舰，也没有足够的航运人口，因为民间造船业过于分散，而且水手极少。”
“永乐年间，成祖文皇帝一纸令下，三月之内，就能募集两万余水手下南洋，可万历初年，俞大猷在松江府，招募万余人水性极好的水手，都非常的困难。”
万历开海那段困难的日子，朱常治没见过。而且因为万历维新的大成功，世人很少谈及当初的窘迫，很多万历年间长大的孩子都认为，大明海漕、海贸的繁荣昌盛本就如此，且一直如此。
“过犹不及。”朱翊钧总结，自己为何把近海贸易让给富商巨贾，这不是他不想赚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弊大于利。
“原来如此，孩儿明白了。”朱常治这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年轻了。
他推行禁毒、扩军扩产、清产实征法，遇到的对手都是势豪、富商巨贾、乡绅，还遇到了广州通海总栈挟洋自重，自然会想到，把赐予民间的近海贸易，收归朝廷所有，他们没了倚仗，就不敢肆意妄为了。但父亲说服了他，大明有个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得了，做的太过分，于国于民皆不利，这就是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