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苏轼入政事堂的消息传开，朝臣皆惊。
大宋从朝堂到民间，从文坛到青楼勾栏，对苏轼的名字自然是不陌生的。
当世文豪的尊称，不是后世加之去的，苏轼在世时，他便在世上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
不过苏轼的地位仅限于文坛诗坛，朝堂上他当然也出名，不过最出名的是多年前的乌台诗案。自从被贬谪后，苏轼基本就从大宋的权力中枢消失了，若不是他的弟弟苏辙还在任，别人恐怕根本不会想到官场上还有苏轼这个人。
文坛上的地位，和官场上的地位是两码事。
不否认天下许多官员，甚至包括位高权重者，皆是苏轼的狂热粉丝。
但也仅止于“粉丝”而已，最多就是在苏轼被贬谪路过某地时，本地官员粉丝出面求见，设宴款待，积极帮忙解决苏轼生活上的困难。
至于苏轼曾经涉及到的乌台诗案，粉丝们可一个字都不敢上疏帮他陈情辩白。
大家追星都很理智，可以为心爱的哥哥打call，应援，举灯牌，接站，但不买周边。当然，苏轼在文坛的地位崇高，曾经亦有不少门生弟子，这些人里面包括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都被后人称之为“苏门学士”。
这些人也有步入仕途当官的，也有心想把苏轼从颠沛流离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无奈这些门生弟子相比整个朝堂的新党势力来说，终究人微言轻，无可奈何。
所以大宋早年便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现象，明明是文坛大家，在仕林文坛拥有无比崇高的地位，粉丝遍布大江南北，其中不乏当权者。
可偏偏大家却只能任由这位文坛大家被朝廷一贬再贬，命运如同浮萍般飘游不定，一生坎坷，深陷泥泞。
直到乌台诗案多年后的今日，官家终于开恩，将苏轼调入政事堂，六十多岁的年纪才终于被官家和朝廷器重，晚年否极泰来。
朝臣们的反应很复杂，有高兴的，也有嫉恨的，对苏轼的入相，曾经的新党官员自然是看不惯。文坛地位是一码事，政见不合是另一码事，总不能因为苏轼在文坛的地位，因为他作的无数经典文章诗词，就无底线地认同他的政见吧。
任命圣旨传开后，当即便有许多朝臣上疏反对，很多人在奏疏里重提“乌台诗案”，把苏轼曾经的表现描述得非常恶劣，总之就是，苏轼此人不可重用，官家更不宜将他调入政事堂。
乌台诗案，大宋很着名的一桩案子。
从表面看，不过是有御史参劾苏轼在一篇名叫《湖州谢上表》的奏疏里，提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用辞，如“新进”“生事”等，于是被御史拿住了把柄。
再将苏轼曾经出过的一本诗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里的某些诗句对比起来，于是苏轼被人拿捏的把柄更多了，被人群起攻之，皆参其“指斥乘舆”之罪，意思大抵就是“谤君”。
表面上，不过是文人的小心眼儿发作，拿苏轼的只言片语大作文章，将其无限放大，目的就是搞臭他，搞死他。
实际上，乌台诗案其实是在当时的神宗先帝的默许甚至授意下，新党借由此事对旧党发起的一次大清洗。
毕竟当时的案子入狱的可不止苏轼一人，而是牵扯了一大批旧党官员，这些人或被罢官，或被贬谪，永远被赶出了朝堂权力中枢，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由此掌握了朝堂的发言权，扩张了新党势力。明明不过是几个字眼，几句诗的事儿，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严重，为什么连皇帝都默许，差点亲自下场捶爆苏轼？
因为当时神宗欲变法，王安石推行新政受到的阻力太大，于是神宗和王安石都意识到，朝堂必须清除掉一批顽固守旧分子，才能让新政顺利推行下去。
说到底，事情的起因就是这么简单。
你们旧党不听话，就除掉你们，至于除掉的理由，可以是任何借口，哪怕只是一句诗，一个用辞不当，甚至你今早参加朝会左脚先迈入殿门，都可以成为理由。
这便是“乌台诗案”的本质。
它不是针对苏轼个人的文本狱，而是一场早有预谋，且血淋淋的残酷的政治斗争。
神宗年间的事，到了如今的靖康朝，已然过去了数十年，当年意气风发的苏学士，因为此案的馀波未息，命途坎坷浮沉数十年后，今日终于再次回归朝堂，入堂秉政。
世事沧桑，莫此为甚。
许多朝臣仍然记得当年的乌台诗案，上疏谏止苏轼入堂。
无数奏疏被送到赵孝骞的桌案上，他却看都懒得看，便命郑春和发回了政事堂。
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还揪着当年那点破事儿不放，有意思么？
再说当年的诗案，苏轼本就是个不幸躺枪的倒楣蛋，神宗和新党原本就准备清洗朝中旧党，苏轼只是正好被拎出来当作理由罢了。
神宗年间，变法阻力太大，清洗朝中顽固分子可以理解为形势需要。
如今的靖康年间，赵孝骞已经刻意淡化和转移新旧两党的尖锐矛盾，现在有人重提乌台诗案，这不是又想挑起新旧两党之争么？
总有刁官要害朕。
朕能让你们如意了？
无数参劾苏轼，谏止官家的奏疏仍然每天不屈不挠地送到赵孝骞的案头上，赵孝骞刚开始还耐着性子不出声，只是沉默地将谏止奏疏打回政事堂。
后来赵孝骞终于不耐烦了，这点破事没完没了，眈误了朕荒淫无道的日常。
于是赵孝骞索性给政事堂的蔡京批了一道旨，上面简单几个字。
“事已定，勿复奏。重提诗案者，其心当诛。”
简单一句话，朝堂上的风波终于平息。
许多重提乌台诗案的人不敢吱声了，他们也明白了，官家大约是看出了他们的意图。
而他们的意图，与如今朝堂淡化内部矛盾，君臣一致对外的战略是相悖的，谁若再想挑起朝堂内斗，官家可就不会再忍了。
就这样，在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和争执后，苏轼穿戴紫袍官服，腰悬金鱼袋，气定神闲地入政事堂赴任了。
炎热的盛夏，黄土地上泛起的热浪让四周的景色都仿佛被炙烤得模糊不清。
距离开封府千里之外的中原咸阳，郊外一座村庄的农田里，一个名叫“段义”的农民正在弯腰垦地。段义已经三十多岁了，他是典型的中原汉子，耿直，憨厚，性子有点强，认死理，当然，也有着中国农民天生的一点小狡黠。
如此炎热的天气里，段义仍在地里辛苦劳作。
若不是生活所迫，谁乐意在这要命的天气里下地干活？
段义打算在村庄傍山的一片山脚下开垦出一片荒地，这片荒地距离村庄有点远，离水源也有点远，而且土壤的质量并不算太好，被许多同村人视作鸡肋般的存在，所以这些年来基本无人理会。
段义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垦出这块荒地。
今年年初，家里的婆娘又给他生了个娃儿，娃儿长得壮实，是他老段家的种，全家欣喜之馀，问题也出现了。
家里多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给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想要勉强喂饱全家老小，作为青壮劳力的段义就必须扛起责任，给家里多收获一些粮食。
于是这块如同鸡肋般的荒地，成了段义唯一的选择。
这个夏天，他要把这块荒地垦出来，趁着明年春播还早，半年里想办法把这片地养好，待到明年春播，种下粮种，说不定能多收获几十上百斤粮食，家里多出来的那张嘴，也就有着落了。
不得不说，华夏的农民从古至今都是朴实善良的，哪怕最穷困的时候，也没想过去偷去抢，而是靠自己的力气和辛劳，尽量解决全家的温饱。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但凡是农民起义，那都是统治者把农民逼到真的没法活下去的地步，农民走投无路，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索性反了。
但凡朝廷官府对农民多一丝善意和宽待，农民但凡还有一丝对未来的希望，还有一口勉强能活下去的粮食，都不会选择揭竿而起这条路。
段义也是如此。
他和家人的生活不好也不坏，官府勉强还可以，有点欺负人，不至于太严重，能忍。
村庄的里保也算厚道，知道庄子里农民的底细，每年也尽量为村民向县衙争取一些优待。
日子就这样过着，一代又一代，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温饱尚足，开枝散叶。
如果不是段义今日继续开垦这片荒地，或许老段一家的人生不会有太多波折风浪，就这样平平淡淡到死。
弯腰垦地的段义喘着粗气，锄头落在地里，翻出一小块黄土，继续挥锄而下，豆大的汗珠一滴一滴地落在土地上，渗入地里。
当他继续挥落一锄，手臂微微用力一带，翻出一小块泥土时，意外发生了。
被锄头带出的这小块泥土里，有一个颜色异常的东西，在炽烈的阳光下，泛出青白色的光芒，折射着头顶的阳光，甚至有些刺眼。
段义一怔，蹲下好奇地观察这个从地里刨出来的东西。
这东西四四方方，上面是一个钮柄，下面是一个完整的四方形如同砖块般的平面。
此物不知在地里埋了多少年，已被泥土重重包裹，段义好奇地抹去上面的泥土，露出了此物的真容，阳光下显得斑驳，一股岁月沧桑厚重的味道扑面而来。
段义是不识字的农民，但这个东西的型状，他依稀记得在村里的里保家里见过。
这是一方印章，准确的说，是比普通印章大了上十倍的硕大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