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在决战中击败金军了之后，
刘仲武、童贯等在第一时间就率领西军控制住东北平原通往蒙古高原的所有核心通道，也就是大兴安岭西侧隘口与河谷，以及呼伦贝尔草原通道。
其主要路径包括：
一、呼伦贝尔贝尔湖一线（连接东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东部）；
公元1世纪，鲜卑拓跋部从大兴安岭北段出发，经此通道西迁蒙古高原，后南下建立北魏，奠定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基础。12世纪末，铁木真以呼伦贝尔为基地，沿此线征服塔塔尔、克烈等部，1206年在斡难河源（近贝尔湖流域）建立蒙古汗国，该通道成为蒙古铁骑东征西讨的起点。
历史上的清代这里是“木兰围场”北延的游牧禁地，也是中俄《尼布楚条约》后边境互市的重要节点，控制着草原与东北的物资流通。
二、大兴安岭北段的乌尔逊河、克鲁伦河河谷（天然廊道）；
6世纪，突厥汗国沿河谷东进，征服契丹、室韦等族群，将势力延伸至东北，此通道成为突厥连接东西疆域的统治纽带。辽代契丹贵族沿河谷设置“西北路招讨司”，通过河谷运输粮草，控制蒙古高原南部游牧部落，同时保障草原丝路北线（连接中亚与东北）的商队通行（如丝绸、皮毛、铁器贸易）。
历史上的元代在此设置“帖里干站道”支线，河谷沿线的驿站成为元大都（今北京）通往岭北行省的重要补给点，支撑对北方草原的管辖。
三、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衔接科尔沁草原与蒙古高原南部）。
辽朝的皇帝每年夏季沿此谷地北巡草原，接见游牧部落首领，同时设置“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以谷地为中心构建“农耕游牧”二元统治体系，互市贸易（如中原茶叶、丝绸换草原马匹、皮毛）常态化。历史上的13世纪初，铁木真率军南下，经此谷地攻破金代北方重镇（如临潢府），通道成为蒙古灭金的战略跳板，也加速了金代北方防线的崩溃。
历史上的明代在谷地南部设置“开原马市”，通过此通道与蒙古部落开展官方贸易，既缓解了边疆冲突，也促进了农牧技术的交流（如中原农耕工具传入草原，草原畜牧技术影响东北）。
赵俣君臣早就商量好了，大宋要对这些核心通道进行长效治理，筑牢固的防线——不只是军事防线，还有经济防线。
具体就是：
在在呼伦贝尔贝尔湖一线，大宋沿冰封河谷设置“寒疆戍堡”，每三十里筑一座烽火台，五十里设一处屯兵营垒，士兵以耐寒的北方禁军为主，专门防范部落残余势力突围；同时派遣轻骑定期巡逻冰封草场，烧毁残留的游牧据点，严禁任何形式的放牧与聚集，巡逻断绝部落重返的可能。
在乌尔逊河、克鲁伦河河谷，大宋不仅加固隘口营垒，还在河道关键节点凿冰设障，破坏冰层承载能力，防止部落踏冰迁徙；同时严格控制东北地区，封锁河谷沿线的贸易节点，严禁盐、铁、茶叶等战略物资流入草原，哪怕是零星的走私行为，也以重刑论处，从根源上切断草原族群的生存补给。
在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设置“边贸互市管控所”，仅允许归附的小部落在严格监视下进行有限交换，且全程禁止马匹、牲畜、粮食流出，彻底瓦解游牧部落的再生基础。
总之，只要大宋严格封锁了长城沿线不给那些战败的草原游牧部落南下打草谷的机会，再切断了这些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核心通道，并且传旨给那些西域小国禁止他们跟那些战败的草原游牧部落贸易，那些逃回蒙古高原的草原游牧部落，在这个寒冬，便如同困在冰雪囚笼中的孤狼，连一丝挣扎的生路都无从寻觅。
届时，那些不愿投降、执意西逃的残余草原游牧部落，最终肯定会闯入蒙古高原北部的极寒荒原。
那里冬季气温低至零下五十度，既无足够草场，也无稳定水源，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畜群，要么在风雪中冻毙，要么因缺乏草料成片倒毙，部落成员只能靠猎杀少量耐寒动物苟延残喘。
而从东北到蒙古高原的核心通道被宋军严守，截断了这些游牧部落赖以生存的商贸与补给线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失去补给，只能靠啃食冻硬的兽骨、甚至煮雪为饮勉强支撑，在冰天雪地中陷入绝境。
牲畜大批冻死导致皮革、肉食断绝，没有铁器修补帐篷，狂风轻易就能掀翻简陋的居所，冻饿交加的草原上的人纷纷病倒，却无药可医，每日都有冻僵的尸体被风雪卷走，曾经成吉思汗崛起的龙兴之地，此刻成了吞噬生命的绝境，只剩下凄厉的哀嚎与绝望的沉默。
粮食稀少，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燃料抵御严寒，这些草原部落之间肯定为了争夺仅存的一点食物与草料，爆发惨烈的内讧。
原本就残破的族群会更加分崩离析。那些不愿意投降大宋的草原游牧部落，最终要么死于饥荒与内斗，要么在严寒与饥荒中大批消亡。而幸存者要么被迫向更北的极寒之地迁徙，前往基辅罗斯，与斯拉夫人抢地盘，要么只能放下武器，向大宋投降。
前去基辅罗斯的草原游牧部落就先不说了，只说那些向大宋投降的草原游牧民族。
大宋肯定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也就是，将归附的部落拆散为小型族群，迁徙至长城内侧的指定区域，与中原民众混居；同时推行“汉化教化”，要求部落成员学习农耕技术、穿汉服、说汉话，禁止游牧习俗，年轻男子编入宋军，参与边境戍守，年老体弱者则从事农耕劳作。久而久之，这些曾经的游牧族群逐渐融入中原文明，原本的部落标识与游牧传统慢慢消失。
当然，有些草原游牧民族也可以选择远遁西域，但长途迁徙中，他们肯定损失惨重，畜群与人口锐减，抵达西域后，又会因势力衰弱，无法与当地部落抗衡，只能在西域边缘的荒漠与绿洲间辗转，沦为依附于其他政权的小族群，曾经驰骋北方草原的强悍战力，最终在远离故土的异域逐渐边缘化，再也无力对中原形成任何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张纯还给了赵俣一个“堵不如疏”的建议。
那就是，借着这个草原上青黄不接的时机，效仿历史上的清廷治理蒙古的绝招，大力推动黄教。
张纯这就是用“出世无为”的黄教，硬生生拆解草原游牧部落生存的根基，这绝对要比单纯的军事封锁更显高明。
历史上的清廷治蒙，便是抓住了草原人敬畏天地、信仰朴素的特点，让黄教成为精神枷锁。
一来，鼓励蒙古男子出家为僧，寺庙免征赋税、不承担兵役，原本该弯弓射雕的壮丁，变成了青灯古佛下的僧侣，既削减了战力，又减少了人口繁衍；
二来，寺庙成为草原的精神核心与资源枢纽，牧民将财富捐给寺庙，不再积累用于扩张的物资，原本的部落凝聚力，渐渐转化为对宗教的归属感，好勇斗狠的民风被“与世无争”的教义消解。
而大宋此刻推行黄教，更是恰逢其时，说起来，肯定比清廷的布局更具针对性。
在大宋朝廷的支持下，在蒙古高原南部的绿洲与河谷要地，数百座规模宏大的黄教寺庙拔地而起（初时只是用帐篷圈地），大量的西域高僧被大宋朝廷请来担任主持。
与此同时，大宋朝廷还明文规定：凡入寺为僧的人，不问种族，皆可获大宋朝廷发放的“度牒粮”，每月按时领取粮食、蔬菜，且僧众可豁免一切徭役赋税，不受部落纷争牵连。
消息传开，那些在寒冬中走投无路的蒙古残余部落，瞬间看到了绝境中的曙光——他们不必再为争夺草料而自相残杀，不必再面对宋军的坚壁清野而坐以待毙，更不必远走极寒之地或西域荒漠苟延残喘。
对于不愿投降大宋、却又渴望活下去的蒙古人来说，黄教寺庙成了他们最稳妥的归宿。
而这恰恰中了张纯之计：出家的草原游牧壮丁脱离了部落武装，等于釜底抽薪般瓦解了游牧族群的战力；部落成员分散依附各寺庙，原本抱团的族群自然分崩离析，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反抗力量；更重要的是，黄教“不杀生、戒争斗”的教义，会慢慢磨平这些草原上的人骨子里的剽悍，让他们从“马背征服者”变成“寺庙依附者”。
张纯给他们的“生路”，看似宽厚，实则是比冰雪封锁更隐蔽的治理术。
要知道，寺庙的粮食供给牢牢掌控在大宋手中，一旦有寺庙或僧众参与反叛，大宋便会立刻切断其补给，让依附者重新陷入绝境，这使得寺庙不得不主动约束僧众与依附民，成为大宋治理草原的“编外触手”。
而随着时间推移，草原上的人渐渐习惯了依赖寺庙的供给，习惯了定居生活，原本的游牧技能逐渐生疏，人口繁衍因男子出家而自然锐减。
最终，就像历史上清朝时的蒙古人那样，几代之后，草原上再也难觅能弯弓射雕、聚众起事的强悍族群，只剩下虔诚的信徒与依附寺庙的牧民，对中原王朝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
说穿了，张纯“堵不如疏”的策略，就是学清廷将军事封锁的“硬压力”与宗教引导的“软约束”完美结合：军事封锁断绝了这些草原游牧部落作乱的资本，黄教传播则消解了他们作乱的意志，一刚一柔之间，既避免了不死不休的血战，又从根源上解决了草原游牧部落的威胁，这比单纯的杀戮或驱逐，更显长治久安的高明。
赵俣知道，张纯的思路是对的，所以，他派吕颐浩、刘彦宗、陈康伯等人来实施这个治理草原的计划。
与此同时，赵俣派刘法、宋江率领十万宋军直捣黄龙，前去攻打金国至关重要的黄龙府。
——其部先锋大将岳飞，一战就攻破了黄龙府。
赵俣又派种师中和陈遘率领十万宋军前去接应刘法、宋江，同时，向北驱赶溃败的金军，当然，大宋也一直在招降金国的溃军。
赵俣还派种师道和张叔夜率领十万人马前去攻取金上京附近的所有州县和招降金国的溃军。
进入十月以后，一天比一天冷。
此时，在军事层面上，大宋其实已经不寻求更大的战果了，他们只是在保住即得的战果，让溃败的金军，难以渡过这个寒冬。
如此，大宋就地以钱粮征调民夫，在金军残部可能南下觅食的江面、河谷要道，设置障碍，布置重兵；同时焚毁北方残留的村落、粮仓，将未收割的作物尽数运至南边喂养大宋的马匹，若无法运走，便就地烧毁，甚至连野外的柴薪都砍伐殆尽运到宋军各个营寨中，无法运走的，也全都烧毁，让金军既无粮可抢，又无柴可烧。
对于金军固守的零散堡寨，不急于强攻，而是派重兵“看住”他们即可。
张贴告示说明，凡金军将士（不限民族），主动来降者，全部免罪，还可分得粮食与御寒衣物；若是斩杀将领来降者，赏钱五十贯起、授宋军衔；凡是率领部曲来降者，可继续在宋军中为将。
大宋的各个情报部门，还派细作混入金军残部，散布“宋军有暖帐寒衣，降者可活”的消息，挑拨其内部矛盾，让饥寒交迫的金军前来投降，甚至是自相残杀。
最关键的是，设置多道关卡，严禁任何粮食、布匹、药品等物资北流，哪怕是少量渔获、兽皮也不准私渡；组织猎户与骑兵巡逻北岸边缘地带，捕杀试图狩猎、捕鱼的金军士兵，断绝其最后一点生存资源，更防止金军南下劫掠。
除此之外，对于新收复的地区，赵俣颁布诏令，百姓三年内免缴田赋、丁税，因战乱流离失所的人，由官府统一安置到南岸肥沃之地，每户分给耕牛、种子与过冬粮；在各州县城池设立“暖冬棚”，助饥寒交迫的东北民众渡过寒冬。
明确契丹、渤海、女真等各族民众与汉人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凡主动协助大宋招降金军、提供情报的东北人，根据功绩授予乡绅头衔或地方小吏之职。
吸纳各族有识之士进入地方治理体系，鼓励各族通婚，化解族群隔阂。
鼓励商人前往东北地区经商、开办工厂，给予减免商税三年等优惠政策。
画大饼，表明，等到明年春暖花开时，朝廷会拨款修缮战乱中损毁的城池、村落与农田水利，对重建房屋的本地人给予一定的补贴。
还有，在各州府设立学堂，免费招收各族子弟入学，传授儒家文化与生产技艺；尊重各族原有信仰，修缮寺庙、祠宇，严禁士兵滋扰民众正常祭祀；派遣安抚使巡视各地，倾听民众诉求，严惩欺压百姓的宋军将士与地方官吏，以安民心。
风雪愈紧，北边的金军残部在饥寒交迫中不断减员，冻饿而死、自相残杀者不计其数，而南边的东北地区，在大宋的安抚政策下，民众渐趋安定，纷纷主动协助宋军巡逻、转运物资，昔日的战乱之地，正逐步走出战火。
赵俣站在金上京的皇宫中，望着北边的风雪，心想，‘只要平稳地渡过这个最重要的冬天，金国残部便将再无翻身之力，黑龙江流域将彻底归入我大宋的版图；蒙古人的祖先也会死得七七八八，用不了几年，草原也能并入我大宋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