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福建，素有“兵家不争之地”的称谓。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福建既非产粮要地，也非经济重镇，更算不上军事枢纽。
中国的产粮核心区域，向来集中在东北平原、华东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
这些区域地势平坦，可耕面积广阔，自然成了侵华日军首要争夺的目标。
反观福建，境内九成以上的区域都是丘陵山地，自古便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可耕种的土地极为有限。
耕地面积直接制约着经济发展与人口规模，因此福建在抗战时期的经济实力与人口数量都并不突出。
从军事意义来看，福建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难以跻身兵家必争之地的行列，这里牵扯的战略利益相对有限。
侵华日军的侵略目的性极强，占领东北是看中了当地完备的工业基础与充足的粮食产出，东北地区地大物博，还能作为进一步觊觎中国腹地的跳板。
此后，日军的觊觎目标转向了中原、南方的诸多经济重镇，或是江西、湖南这类冶金产业发达的省份，再或是为了实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意图。
抗战时期的福建，完全不在日军的这些战略规划之内，因此日军并未分兵攻打此地。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曾对福建有过这样一番评价：“如果据闽争天下，则福建的兵力和钱粮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
这句话，堪称对福建地缘格局的精准概括。
然而，时代不同，形势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不同。
这个时期的福建，虽然依旧没有充足的人口与粮食产出，但有钱。
此时的泉州，已是东方首屈一指的港口城市。
从泉州驶出的航船，主要开辟出三条远洋航线：
西南航线自泉州出发，经广州，可抵达占城、真腊、渤泥、阇婆、三佛齐等国，再往西便能直通天竺、大食等地，以后世的地理概念而言，这条航线足以让泉州的商船直达中东，借由中东与欧洲的商贸通道，亦可辗转通往欧洲各地；
东南航线可抵达流求、麻逸、三屿、琉球等地区；
东北航线则能直抵现在的大宋北方所有沿海港口，并通过越来越便利的铁路和公路分散到大宋北方的所有地区，包括燕云、东北、箕地、日本。
由此可见，在这个时代，从泉州出发，商船几乎能够通达全世界的主要贸易区域。
泉州港的空前兴盛，带动了沿岸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
各地和各国的商人汇聚于此，将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玳瑁等异域特产运抵泉州，再从这里采购瓷器、丝帛、各种各样的轻重工业品等货物销往海外。
繁盛的商贸往来，让泉州一地变得极为富庶。
历史上赵构曾说过一句极为客观的评价：“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
——南宋的疆域面积仅为北宋的三分之二，可连绵不断的战事，却让南宋小朝廷的开支远超北宋。可南宋小朝廷硬是靠着海上贸易，硬生生地撑了下来，并且极为富有，就是最好的佐证。
晋江，陈埭镇，苏厝村，有一座横跨清沟石桥，叫适南桥。
北桥头建有一座亭子，叫适南亭。
亭的东边又建有一座观音庙，叫净慧寺。
桥两头的人们能从此桥通过、在亭子里休息、在寺庙里拜佛。
这适南桥、这适南亭、这净慧寺都是由王家捐建的。
王家也当之无愧的是这苏厝村最大的一户人家。
这王家，始于北宋名相王旦，他来自大名莘县（后世属山东），也有说法认为他来自山西太原。他自幼便勤奋好学，于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
王旦的子孙众多，且其中不少人都担任过官职。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王旦便辗转来到了福州，成为这里的望族。
传到这一代，王家仍旧有不少人在朝中当官。
比如王镇，就是大宋的金紫光禄大夫；再比如王迪，他于洪武三年考中进士，后官至太常寺少卿，位列二品。
不过，王家最出名的不是他家是名门望族，代代都有在朝中当官的，且是当大官的，最出名的是，王家趁着赵俣大力推动海上贸易的这二十年间，靠着做海上贸易，积累了两亿缗财富。
这是什么概念？
据历史上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北宋熙宁元丰年间，财政岁入缗钱达六千余万贯。
而到了历史上的宋徽宗时期，经蔡京重启改革、强化禁榷专卖与商税征管等举措后，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部分研究指出此时岁入稳定在一亿六千万贯左右。
这一数值不仅是北宋的巅峰，更是远超汉唐巅峰时期的水平。
不过这一亿六千万贯中的七成依赖禁榷专卖与商税，所以这个收入结构存在畸形隐患。
而南宋时期，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后，财政收入逐步从战乱后的低谷复苏，到了绍兴和议后，南宋财政持续增长，孝宗淳熙年间收入突破八千万贯。
后续随着江南地区农业、工商业以及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财政收入稳步提升，南宋巅峰时期年财政收入长期维持在一亿贯上下。
不过，这一成就依赖于其优化财税制度，如推行“经总制钱”集中地方杂税，同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与商品经济，这才弥补了北方领土丧失带来的农业税损失。
这么一对比，就能看出来，王家这二十来年间，靠着海上贸易到底赚了多少钱。
甚至说王家富可敌国，都不为过。
实际上，不只王家，靠着海上贸易，东南这里的大海商，身家超百万的，比比皆是，他们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士绅和新兴的企业家，成为大宋最富裕的一批人。
在这种情况下，赵俣宣布自己要下江南，在南方过冬，这些身怀巨款的大海商，不免瑟瑟发抖，害怕赵俣这是冲他们来的。
王家家主王潮裔，将家族的人聚集到一起，然后将王镇给家里的急信拿出来，让族中的几个族老看了一下。
同时，王潮裔说：
“八大公信中明言，他猜测，陛下南巡，非为游观，实为财计也。
八大公信中言，我王家勿要行那隐匿资产之事，皇城司、锦衣卫、东厂、军情处，每年要耗费陛下私钱近千万，遍布天下，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瞒住陛下耳目。我家如行隐匿资产之事，非但不成，反而自寻死路。
八大公言，此事于我王氏而言，危中有机，此或正为我王氏兴家立族之秋也。
夫商贾之业，利厚而位卑，自古已然。
我家二十年筚路蓝缕，积财两亿缗，富可敌国，岂得不惹人侧目？
今朝廷连年用兵，又大治北方，府库早已空虚。
天子乏用，必取资于民，商者首当其冲。
秦并天下，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以实咸阳，财货半入公帑；汉武帝穷兵黩武，用桑弘羊之策，算缗告缗，商贾之家破者十之八九，财物尽没于官；隋炀帝征高丽，聚敛无度，江淮富商莫不倾家以佐国，终至家业凋零。
此皆前车之鉴，覆辙不远矣。
八大公、八三公及我皆以为，与其坐待朝廷遣使督责，以至束手就擒，不如自献资财，以纾国难。
如此，非但可免没产之祸，更能博陛下欢心，得朝廷信赖。
他日陛下论功行赏，我王氏或可再进一步，子孙世代簪缨，岂不远胜坐拥金山而惴惴不安哉？”
于是，在赵俣公开招标此次自己下江南的花费赞助时，王氏特别积极。
在赵俣招标为自己提供船队的船厂时，王氏就赶紧买了个船厂，改名王氏船厂参与招标。
最后，王氏以为赵俣提供所有的船只，并付上一亿缗的赞助费的超高价格，拿下了这最大的一项赞助，获得了赵俣路过泉州时，在其家小住几日的报酬。
——这一亿缗赞助费和一千多只船只中，王氏自己拿了五千万缗，让与其交好的各大海商共筹了五千万缗，船只则交给东南的几十家造船厂提供，代价是，他将朝廷给他家的订单分包给这些造船厂。
换而言之，王氏只花了五千万缗，就名利双收。
当然，实际上，王氏的投入肯定不止五千万缗。
中标之后，王氏立即通过王镇向礼部表示，为了迎接赵俣，他们王氏特意在泉州修建了一座行宫，一定会为陛下以及陛下的随行人员提供最好的服务。
为此，王镇又特意去工部，请工部派两个熟悉陛下习惯的人去泉州，监造这座行宫。
像这么懂事的人，不只泉州王氏，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吴越钱氏家族，比如扬州江氏，比如海宁陈氏，等等等等……
甚至都有广州、琼州的家族积极募捐。
更有甚者，还有琉求的豪商积极募捐，希望赵俣这次南下，能去其家小住一下。
这些士绅望族，尤其是豪商，之所以如此积极，那是因为，这些精明人，全都看出来了，赵俣这次下江南，与其说是来游玩，倒不如说是，在给他们一个攀附皇权，甚至是实现阶级跨越的机会。
直说吧，这就是一场用财富换取政治安全与阶层跃升的精明博弈，背后藏着趋利避害的深层逻辑。
自古“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当朝廷府库空虚、天子需财应急时，富可敌国的商贾从来都是最显眼的财源。
赵俣这些年搞的改革，搞的开启大航海时代，搞的工业革命，搞的促进海上贸易，着实是富了一大批人。
但这些人在政治上却根基薄弱，甚至可以说有些毫无根基，他们面对官府的摊派勒索，只能俯首帖耳。
而且，赵俣南巡背后，是大宋四大情报部门遍布天下的眼线，以及秦代徙豪富、汉代算缗告缗的前车之鉴。
士绅豪商们深知，与其被动等待朝廷上门督责、抄家没产，不如主动捐输报效，主动用钱换取家族平安。
这可以说是用有限损失规避灭顶之灾的明智之举。
再者，商贾之业向来利厚而位卑，财富若没有政治权力背书，终究是镜花水月。
而赵俣的南巡，正是豪商们打破阶层壁垒的绝佳契机。
能让皇帝驻跸家中，本身就是无上的政治资本。
这相当于向天下宣告“陛下信我”、“陛下都在我家住过”，到那时，哪个官吏再敢来自家吃拿卡要？
而且，陛下好女色之名，天下人尽知，他们到时候再将自家的女儿送给陛下，那他们可就是“国丈”、“国舅”了。
这在小地方，可太管用了。
对于那些只有钱没有势的豪商来说，这既可以为自己家族经营披上皇权的保护伞，更能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谋求科举、仕途的便利，实现从富甲一方到世代簪缨的跨越。
这不远比坐拥金山更长久？
还有就是，陛下也不是吝啬的人，没看要船，就给了三成朝廷采购船只的订单？王家通过牵头募捐，不仅分到了朝廷订单，更确立了在海上贸易中的领军地位，其他家族也许会通过捐输获得政策倾斜、贸易特许等隐性回报。
这要是将陛下伺候好了，陛下手指缝里随便漏点，就能从朝廷那里赚回数倍收益。
最后，当最具实力的家族选择主动赞助赵俣下江南，其他士绅望族自然不敢迟疑。
在“不捐则可能被清算”的隐性压力下，积极募捐便成为集体共识。
这既避免了单独出头的风险，又能借着群体效应分摊成本，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
最重要的就是，不怕陛下记住谁捐，就怕陛下记住谁没捐。
万一陛下拿过四大情报部门收集到的富豪家族名单一对比，别家都捐了，就你家，明明靠着大宋的国力和政策大赚特赚，却一毛不拔。
这陛下不收拾你家，杀鸡儆猴，收拾谁家？
说到底，赵俣下江南的赞助热潮，实际上就是，皇权需要财富支撑，士绅豪商需要权力庇护，二者通过“捐输封赏”的模式形成利益绑定。
对士绅豪商们而言，这是一场算清了风险与回报的政治投资，既保当下平安，又谋长远发展，堪称双赢博弈。
而对赵俣来说，自己辛苦出去走一趟，既能赚一大笔，给自己回一口血，也能用这样的方式拉拢江南的士绅豪商、安抚他们不安的心，免得他们铤而走险，或者做出什么不智之事，给大宋带来麻烦，甚至是灾难。
至于等大宋彻底消化了新收复地区之后，还会不会调过头来收拾那些敢给自己上眼药的江南士绅豪商，就全看赵俣的心情和他们会不会一直这么识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