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却压根没搭理王安石，直接看向了富弼。
“首相置安石于政府，以光之心揣度，必欲致时如唐、虞，跻治于成、康。”
“而今安石反以管、商权霸之术，战国纵横之治，取媚朝廷，首相遽信其言，以三司利柄，开局置官，历代计相之权未有如此之盛也！”
“况且，其所辟如吕惠卿、王子韶、卢秉、王汝翼之徒，真能通晓钱谷，周知天下利源乎？光以为不然！不过是小人矣！”
王安石气的差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他殚精竭虑为国为民，难道靠自己就能完成改革吗？难道不需要帮手吗？怎么在司马光嘴里就都成小人了？那合着自己成小人国国王了？
“中丞说‘小人用事’？”
“敢问中丞，何谓小人？是吕惠卿以小人之身而通经术，是王子韶以小人之身而谙财税，是卢秉以小人之身而能治河？”
司马光不答。
“还是说，凡不与中丞同其论者，便是小人？”
王安石直接跟司马光爆了：“中丞在台谏多年，所上札子不下百封，驳均输、驳常平、驳条例司、驳宗室法，驳了这么多，可曾驳出过一策能纾国用？”
“够了！”
富弼眼见两人越吵越不像话，只好抬起了头，他的白发下，额头、眼角已满是皱纹，对司马光解释道：“三司改制，自是由计相决定，亦是政事堂同意......国家不推行新政，难道要就此沉沦下去吗？先王制事，各因时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
“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为理财特置一司，有何诘难？”
司马光见状，开始转移话题，继续输出自己的观点。
“那令发运使兼领均输之职，究竟有何弊端，首相难道一点都不知情吗？”
“若真如诏书之言，能够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那固然无害。然而安石使小人用事，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商贾既不行，则诸路税课亏失，是先丧其国之常入，其何以仰给经费？”
“官司贩易物有难售者，未免均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壅塞，难于脱祸，则必有鬻田产、破家业以应期会者。不然，则淫刑、滥罚从而加之矣！兼安石多用耳目刺州县短长，从而胁之，俾承裒敛非道之事！”
“如今，江淮米价腾踊，荆湖布帛积滞不售。商贾裹足，市井萧条，此非光一人之私言！首相若不信，可遣台官赴淮南诸州亲视！”
这一连串话，司马光一气说出，竟无一字停顿，显然是在心中早就打好草稿了。
“均输法试行不过数月。”
王安石辩解道：“数月之间便论成败，这账不免算急了些！江淮米价腾踊是因去岁旱蝗之后各路籴本涌入，一时价高，待籴毕价自平。荆湖布帛积滞是因旧日官买定额太高，今方调减，旧帛未销新帛又至，自然积滞......这恰是旧法之弊未消，非新法之弊已成！”
“计相既说是旧法之弊未消。”司马光道，“那为何急急推行新法？不等旧弊消尽，便于旧弊之上叠新法，是治丝而棼之！”“旧弊消尽？”王安石冷笑一声，“中丞方才说要‘急于缓于立法’，此刻又说要‘待旧弊消尽再行新法’。敢问中丞，旧弊横亘六七十年，中丞在台谏五载，可曾见过旧弊自行消尽过一桩？”
眼见接下来继续吵下去，只会把事情越闹越大，也注定吵不出个结果。
韩琦也没办法看戏了，站起来说道：“宗室法之议，司马中丞既已陈其所见，两府合议之后自有定论，中丞且先回台。”
司马光梗着脖子又站了一会儿。
他大约也知道自己硬闯两府合议，即便站在门槛外也不合规，韩琦已经是给了他面子，若再纠缠，便是自己不体面了。
“下官告退。”司马光气呼呼地走了。
政事堂内一时尴尬。
曾公亮端起茶盏想喝口水，却发现已经喝完了，只好搁下。
诸公也没太多心思了，简单议了议，把削减宗室法议出了个大概，决定交予苗太后决定。
最终苗太后采取了比较折中的策略。
即皇族非袒免以下，不名授官，止令应举。
而从今日起，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关报，遂袒免下袭公爵者，令各置籍，岁终上玉牒所，未有出官者，依旧入学。
除此之外，苗太后倒是颇为以身作则，主动提出了削减外戚恩荫的待遇。
当然了，那也可能是因为其家族人丁不兴，所以以此搏名，远胜于强行任命亲戚当官。
苗太后下诏，除降宗室授官条例制外，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亲属例有当裁定，皇太后、皇后，自今本服大功以上亲，止于奉礼郎。
朝野之间，一时称颂太后的贤令苗太后很高兴。
自己高兴之余，她下了中旨，打算让禁中减价采买浙灯四千余只，用于明年上元灯节，让大家也都高兴高兴。
但内侍到了杭州之后，采购却一点都不顺利，杭州通判苏轼坚决抵制。
不仅如此，苏轼还上奏称“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售其值？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灯，不过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目既少，又无拘收督迫之严，费用不多，民亦无憾，故臣愿急罢之。”
而后，司马光又跟着上疏。
“明皇遣使江南采，江州刺史倪若水论之，为反其使。又令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苏许公不奉诏。李在浙西，诏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事，织绫二千匹，上数极论，亦为罢之。
使太后内之台谏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须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不奉诏。
臣忝备台司，亲见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忍不为太后尽之。谨录奏闻，伏候敕下。”就如同经典的象牙筷子典故一般，这些减少统治者物欲的劝谏当然很有道理，也是文官最喜欢的环节。
但苗太后确实很不高兴。
陆北顾也不好说苏轼、司马光说的不对，但苗太后这边也只能哄着，于是他告诉苗太后，黑火药的配比经过长期调整，已经臻于完美。
苗太后不明所以。
在她看来，黑火药不是用于军事，用来炸城墙的吗？
实际上，黑火药配比的成熟，意味着其燃烧和爆炸的可控性大幅提升，所以在弱化威力后，最直接的用途，就是制作出更复杂的观赏类烟花，或者声音非常响亮的鞭炮。
目前，宋代匠人虽然掌握了早期焰色反应技术，能够在混入金属粉末后，让铁粉爆出金花、铜屑绽放绿芒，从而使烟花有了彩色，但还不能变换形态。
而如果历史线不变的话，到了明代，湖南、江西等地就靠着成熟的黑火药，实现了完整的烟花产业链，当地工匠熟练掌握分层装药、多级嵌套结构技术，能制造出非常炫酷的烟花。
譬如明代的“喜灯”烟花，就是通过六十余个组件，实现燃放时旋转喷花，然后垂落喜联并最终化为彩灯的三种不同形态转变，工艺精细度可谓登峰造极。
陆北顾告诉她，虽然采买浙灯的事情泡汤了，但是可以用黑火药给她制造出数种截然不同的烟花和鞭炮来观赏。
但是呢，目前钱不太够。
苗太后大悦，为了支持烟花大业，给陆北顾专门从奉宸库批了一笔经费。
这笔钱，陆北顾自己倒是没贪，不过他只拿了其中小部分用来制作新式烟花、鞭炮，剩下的大部分则全都投入到黑火药的实战化研发了，也就是研制铜、铁制火炮。
目前火炮的早期型号已经试制出来了，但还不够成熟，也存在炸膛等风险，距离定型并大批量制造，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陆北顾等。
毕竟跟已经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夏国比起来，大宋可以说在景熙变法后，每一年国力都在增强。
而随着海贸范围的不断扩大，原本稀缺的铜矿石乃至优质铁矿，也有了海外输入，再加上持续的研发投入，这也带动了军事装备的新一轮升级。
除此之外，大宋还在以每年近百万石的规模进口着南洋稻米，不仅转般仓日趋丰盈，甚至自开封向西的军用仓库，也都开始逐渐被填满，这也意味着一旦大宋倾国之力尝试灭夏，那么原本存在的后勤补给困难问题，将被极大地缓解。
灭国之战，是必须要做好完全准备的。
如果调集了具有绝对数量优势的兵力、编练了规模庞大的骑军、装备了大量新式装备、准备了充足的粮秣补给并能够输送上去，这还打输的话，那也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了。
十月，司马光弹劾江南东路转运使鞠真卿抑勒百姓，鞠真卿外放知寿州。
同月下旬，吕公著弹劾吕惠卿，称三司条例司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不过矛头没有指向王安石，只说非王安石所识。
王安石对此不屑一顾，只说“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于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事情最后被曾公亮压了下来。
十一月，王安石奏请以李定编撰《三司岁计》，并且请求由三司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
其中，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州等路各二员，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等路各一员；又差官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
同时，以知璧州林英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太常博士、知鄞县张峋提举两浙常平仓事，前宣州司理王醇管勾两浙常平仓事。
首相富弼予以批准。
十二月，王安石奏请于河东路试行“交子法”，即将四川交子务模式在河东路复刻，因为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久矣。
政事堂内不仅是富弼，参知政事张方平、陆北顾皆以为可行。
最终，河东路转运使司举官置务，派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负责此事。
年底的时候，枢密院统计了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总数，其中河北义勇是韩琦当年的政绩，在籍者十八万六千四百人，共四百三十个指挥，河东则是庆历后的遗留，在籍者七万七千人，共一百五十九个指挥，嘉祐后并未新增。
陕西亦是庆历后遗留，因为陆北顾的阻止并未新增，目前在籍者仅剩四万六千三百人。
王安石、陈旭等人，皆有意恢复府兵法，用以节省军费。
他们的理由是，如今辽国内战，西戎无警，而横山等地屯兵极多，徒耗钱帛。
随后又说什么“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以及“议上番，或以为一月，或以为一季，且令近戍”云云。
韩琦也打算重新提点检义勇的事情，让义勇分为四番出戍。
这些人话说的都很好听，但被陆北顾坚决阻止了下来，而且这次是魔法打败魔法。
——他只提了一点，那就是强干弱枝乃是祖宗成法。
张方平亦赞同，认为唐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更不足待外方。
枢密副使陈旭辩解说府兵处处可为，又可令其入卫。
另一位枢密副使王拱辰则不以为然，认为让府兵千里迢迢入卫实在困难。
然后吵着吵着，不知道怎么又地域攻击上了。
张方平说河北的曹、濮等州的人专为盗贼，绝对不能让这些人来京师，韩琦听了之后很不乐意，河北义勇都是他点检的，而且他本人是相州人，这话什么意思呢？
于是韩琦回怼了几句。
而后，韩琦又举例，说周世宗柴荣以天下盗贼、杀人、亡命募为禁军，是因为彼时后周兵弱，非募此等人不足以胜诸僣伪之国，这都是权宜之计。
如今河北遍地都是良善之民，以义勇为府兵，他觉什么不可以。
在严重分歧中，这套将义勇、府兵乃至保甲混成一团的大杂烩提议，并没有在景熙三年的最后一次两府合议中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