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历史，浩浩荡荡。
分分合合之间，统一的治世虽然占据了青史的大半篇幅，但割据称雄的乱世，却也绝不算短。是故代代更迭以后，天下行政区划的勘定，免不了加入了一些别样的心思。
山川形胜，固然是划界之本，但犬牙交错，才是御极之术。
譬如四川的顽强抵抗，颇在蒙元入主中原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些麻烦。
是故元初之后，汉中此处关要之地，虽然风土人情皆近蜀地，但规划上，却被划到陕西这边了。这便是割其门户，谨防做大之意。
再如江南这地方，其实也有发生过类似事情。
长江拐过九江以后，便呈南北走向。
长江以东，古称江东，又或因坐北朝南之故，又称江左。
这个区域，在有明以前，一直是合为一体的。
秦汉时，以钱塘江为分界，划分吴郡、会稽郡，也就是所谓的吴会分治。
即诸葛亮所说的“东联吴会，西通巴蜀”。
吴郡之地，又曾经以太湖分界，将太湖南边划为了吴兴郡。
这才有了所谓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这种说法。
到了唐宋，这个地方就变成两浙道或两浙路，其中太湖吴郡称浙西，钱塘会稽称浙东。
但不论如何，太湖周边，吴会之地，一直都是关系十分紧密的区划单位。
一直到了明朝立国。
朱元璋定都南京，立南直隶。
这才北括凤阳，又将南边的吴郡割取，将淮南淮北，江北江南，一体合并。
在这个方案里，最开始之时，湖州、嘉兴这两个靠近太湖的郡县都是被割走，放到南直隶中的。（附图，明初南直隶）
只是割取这两地后，浙江省实在太小，粮赋无法自足，这才将之还了回来。
所以，真要说文化上的认同，整个南直隶、浙江加起来，其实是四块。
北边的淮河流域，是一个小团体。
南京、扬州，以及长江附近地区，是所谓古称丹阳郡、九江郡的一个团体。
而常州、苏州、松江却其实是和浙江的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算作一个环太湖小团体。而金华、温等浙江其余地方，却又要算成是另外的零散团体了。
也正因这种地理区划与历史文化的错位。
耿如杞在浙北推行新政的一个小动作，才能越过省界，如此轻易地牵动起浙、直两地的物议沸腾。因为，与其说这是江南之地物议，倒不如说这就是吴会之地的物议更为合适。
凤阳、应天等其余各地的官绅们，目前对浙江新政，还是冷眼旁观的态度，却并不打算这么快入场表态。
（附图，我本身是南蛮子，不太了解江淮的恩怨情仇hh。这个认知是我基于地缘、明代史料，还有历史区划变革推导出来的一个浙直地区的士绅网络，大体上应该没错，但不知道明代和现代有多大差距。）运河之上，波光粼粼。
张岱与祁彪佳二人，顺着运河乘船北上。
不几日，便赶到了苏州府地界。
本次江南诸社聚会的所在，正是在长洲县，东南处的尹山湖中。
此处湖中有山，山水相依，风光明媚，最是夏季文人骚客消暑的胜地。
然而，这场江南文会，其最开始的筹办人，却不是张溥、吴昌时等人。
而是在长洲县以南的吴江县知县，熊开元。
至于一个吴江知县，为什么要把大会办到隔壁的长洲县地界上，那就是另一桩颇有意思的官场机变了。长洲知县张茂梧，是天启二年进士。熊开元则是天启五年进士。
但两者虽有先进后进之别，做起事来却仿佛是颠倒过来一般。
张茂梧在长洲县清减徭役，平息讼狱，努力与民生息。
但这等做法无疑与当地士绅闹得不甚愉快，简直是没事找事，自绝于士绅了。
反观吴江知县熊开元，虽然晚了三年方才登科，却颇懂做人做官道理。上任以后，对得罪人的赋役之事高高挂起。
每日做的，只是召集士子研习举业，传授经义。
又或与当地的士绅名流推杯换盏，可谓是其乐融融。
尤其到了张溥、夏允彝等人回乡以后，这吴江地界，更是平添了几分鲜花着锦的热闹。
张夏二人虽然落选，但张采、徐汧、蒋灿等人却都是雀屏中选。
如此一来，两人所结的文社，不亚于获得了“高考状元”这种品牌加持。
因此他们一加入，熊开元的研习举业之事，就做得更是风风火火了。
到了最后，熊开元干脆顺水推舟，和吴江、吴县、长洲士绅一同出资，并与张溥等人联名，广派文帖，邀请各地文社同来尹山湖聚会，结下这份天大的善缘。
长洲张茂梧，吴江熊开元。
人与人的际遇和选择各不相同，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朝堂风向变幻，新政浪潮席卷。
就连北直隶天子脚下的知县们，也是各有手段，更何况北直以外的知县？
天下大棋盘上，芸芸众生如蝼蚁营营。
华北四省的知县在为明年的新政做准备，十三省中幸运获得试点资格的知县在跃跃欲试，而那些身处昏昏旧政中的知县，又岂会全无作态？
这里头，有进士出身的知县，有举人出身的知县，也有贡生出身的知县。
有壮年锐进的知县，也有垂垂老矣、只求平稳致仕的老年知县。
面对席卷天下的浪潮，每个人都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反应。
趋利避害，人之本性。
谋求功业，更是无可厚非。
没有谁对谁错，不过都是在这世事洪炉中的一种选择罢了。
浪潮退去，谁能真正跃过龙门，扶摇直上？
对时局的理解？
自身的才具？
恐怕到最后，还是官场之上的人脉关系最为重要了。
从这点来说，熊开元虽是后进，却又已是领先了张茂梧不止一头了。
二人弃舟换马，沿官道策马疾驰，片刻便行至尹山湖岸。
马匹托付小厮看管，两人随即登上湖边的乌篷船。
艄公撑篙离岸，小舟荡碎湖面粼粼金光，徐徐驶向湖心。
船头的张岱对大会倒是颇有期待。
“此番尹山广派请帖，大江南北尽数送达，波及甚远，听说就连豫章艾南英亦远道而来。”“真好奇一众名士相逢，将要畅谈何等议题。”
祁彪佳摇头不语，只是闭目感受着清风拂面的快意。
这种文社论事，虽然偶有畅聊国事，但士子们聚在一起，最热门的肯定还是聊八股应试。
他都已经登科四五年，在官场里滚过一遭了，自然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要他重新提起兴趣，那还是等他儿子再大一些，要开始习练八股的时候再说吧。
毕竟一时风浪，便会有一时的时文倾向。
所以时文制义，必定是要根据时局来改易写法的，却不存在一时通，便时时通的道理。
若不是悟通这点，他又哪里会弱冠之年便轻松登第？
不多时，船已靠岸。两人顺着船夫遥指，寻路而入。
转入一片葱郁的林子，不多时便看到前方林荫空地上，书案整齐摆布，瓜果酒水俱有，已然是群聚着一堆身穿儒衫的士子。
两人刚刚靠近，还未及通报名讳，便听见场中传来一阵极为激烈的争论声。
“天如此言大谬！我断然不能苟同！”
一名中年儒生猛地一挥袍袖，连连摇头。
此人身形削瘦，颧骨微高，站在人群之中，透着一股孤峭逼人的气势。
正是江西豫章文社的名士，艾南英。
此人乃是官宦世家，长大后受教于古文名家、戏剧大师汤显祖。
他有感于科场八股文章腐烂低劣，是故力推追复唐宋文风，来除科场八股之弊。
在天启年间，于大江南北已是颇有威名，人称豫章社主。
但真正令他名声彻底爆炸的，却是三年前发生的一桩故事。
一桩与东林、阉党相争有关的故事。
天启四年夏秋之时，正是杨涟上奏二十四大罪，阉党东林争斗得最为激烈之时。
而当年的乡试秋闱，就正好发生在八月，因此也就成了两派争斗发力的重要场合。
阉党这边，只是时势稍起，且不必说。
但东林这边，却有许多人出任了各省乡试的主考官。
朝中在发声，地方上自然也要发声。
于是，就有些主考官，直接在乡试试题之中开陈立场，以求考选出靠近他们理念的英才。
湖广主考方逢年，章允儒，出策问：
“权珰阴沮，窃弄威福，举朝交击之，而莫能去矣，何解？”
浙江主考陈子壮，周之纲，出策问：
“夫自宰相以至宠幸，自宠幸以至阉宦，其权愈失，其失愈下，虽英主不觉，势有必然，故曰天下事制之在始。”
江西主考丁干学（注：马文科那个被气死的内书堂老师），郝土膏，出策问：
“今天下夷狄、盗贼、奄竖以及兵患民患，莫不灼然众着，何解？”
山东主考熊奋渭，李继贞，出策问：
“名法家有言，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则为人所制……夫不信则疑人，自圣则轻且贱人，而狐假者中窃焉。斯言毋乃阶厉欤？”
这边是最真实的明朝党争了。
一纸一笔，无物不可为剑。
就连全国统一高考的试题，同样也是能拿来作为攻击的武器的！
而艾南英，正是此轮乡试中，东林考选出来的英才。
他应试江西乡试，直接呈上策论：
“东阳之委蛇，既未可为；健迁之洁己，亦岂得策？韩文之声大义，固未可尽非乎？”
“顾何以如杨一清卒清君侧耶？则彰之往，而孚号有厉，此一豫也。”
东阳者，李东阳也；
健迁者，分别指刘健、谢迁；
韩文则是当时户部尚书。
再加上最后一个清君侧的杨一清。
所有这些事例凑起来之后，说的其实就是正德时期，百官群臣对抗刘瑾八虎之事。
事实上，这也是李东阳、谢迁能得“文正”谥号的关键。如张江陵一般，改革治事，挽救天下，算不上文臣心中的最高成就。
逆颜直谏，于昏昏黑暗之中，逆势而起，清扫君侧，绝小人之蛊惑，致圣人之垂拱，这才是这些文臣心中的最高的成就！（注：此论不代表作者意见。）
但是……
这种手段终究还是太过幼稚了。
大明党争的诸多关键中，生员、举人算什么？天下舆论又算什么？
徐阶、高拱、张居正都证明了。
党争之事，从始至终，最关键的事情，只有一件而已！
那便是要拿住皇帝的宠信！
这场轰轰烈烈的秋闱大反攻之后，上述诸多出头的主考官，罢官的罢官，削籍的削籍，下狱的下狱，全都没了声音。
而紧随其后天启五年的春闱会试，魏忠贤更是将会试的主考官，大部分换成了阉党一派的人物。而卷入这场风波，献上投名状的艾南英，则是获得了剥夺举人功名，罚停三科（九年）的结果。但考场失意，名利场却未必失意。
正因这英雄式的举动，艾南英的名声在大江南北立时便是一时无两。
其人原本就以革除八股时弊为己任，到了这个时候，更是负气凌物，目无余子了。
用人话来说，这厮现如今变成响当当的意见领袖了。
艾南英怒斥一声，目光扫过张溥等人，语速极快。
“夫文之通经学古者，必以秦汉之气，行六经、《语》、《孟》之理！”
“若论本源，自然是降而出入于韩、欧、苏、曾！”
“这几位，才是秦汉文章的嫡子嫡孙！”
艾南英冷笑一声，指着对面江左诸人，丝毫不留情面。
“今人呢？为辞章者，根本不知古文为何物！”
“反倒去猎奇拿州（王世贞）、于麟（李攀龙）的所谓今时古文，自以为便足够。”
“却不知这根本不是古文，不过是仿照六朝的浮艳之词，割裂补缀，再披上一层《史记》、《汉书》的皮毛罢了！”
他语气激愤，继续开炮：
“圣人之言，各有其时，各有其为。”
“如今的制举之文，偏要硬塞经书原话去凑题目，甚至强行扭曲己意去迎合经书。”
“只业一经却误用其四，你们居然还敢自号“尊经’。”
“我只恐先圣若是有知，看了你们这些文章，必觉污秽而作呕！”
“今日制举之弊，已到了何等地步？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读！此皆空疏不学之故！”“改易改易！改良改良！改到最后，全都是迎合主司喜好罢了！”
江左江右，这所谓的远古（唐宋八大家），近古（明朝一些复古文人）之争，由来已久。
这看起来争的是文风，实际上争的却是士林声望，舆论主导，甚至是科考时文风向的话语权！王安石改革，立新学，以《三经新义》为科考本经；
张居正改革，虽未着说，却也是重推程朱，大力打压心学，禁毁天下书院。
这两人所处之世不同，所用策略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一样的道理。
学术和权力，在儒家体制下，是脱不清干系的。
要拿住儒家权力，必定也要将儒家学术话语权牢牢握住才是。
也只有永昌帝这套改革奇奇怪怪，整天在实事、公文、查调、绩效各方面上打转，论起学术来却总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
有时候，是韩非、管仲等先秦之说，有时候是宋时的荆学、永嘉说法，有时候却又程朱、陆王的说理都会援引。
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政词话和新政概念。
只是，人地之争，科学之道等等说法，虽然新颖，却始终缺乏一个大一统的学术概念，着实令人摸不清这位皇帝的路数。
但这件事情，或迟或缓，终究是要被提上案头的。
所以两派如今这番争斗，却不仅仅是争过去的旧怨，也不仅仅是争眼下这口气，而是在争更长远的前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