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究竟都失去了哪些东西，总得来说，俄国基本上失去了黑海，这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曾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赢到手的，俄国同样失去了整个东海岸以及在黑海拥有舰队或在黑海海岸修建要塞的权利。而黑海对俄国的经济至关重要，俄国五分之四主要出口货物小麦都要经过黑海的港口。
与此同时，俄国也失去了尼古拉一世最喜欢的差事，即充当被土耳其征服了的斯拉夫人的保护者的权利。因此，俄国沙皇们复兴拜占庭和大斯拉夫帝国的古老梦想也就破灭了，签了这个条约，亚历山大二世似乎已经背叛了放在父亲棺木里的十字架，但他别无选择。
不过有一说一，克里米亚战争这口大锅确实轮不到亚历山大二世来背，只能说尼古拉一世这小子还是太精了，在战争即将失败前说死就死了……
俄国在默默吞下这场战争的苦果的同时，也是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改革这件事。
而新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第一项改革无疑会令整个俄国都感到难以置信，他准备解放农奴。
他的曾祖母叶卡捷琳娜就知道农奴必需解放，但她也知道而且说过，在俄国“做善行的敌人更好”。她没有取消农奴制。
亚历山大二世的伯父亚历山大一世也知道农奴制必需废除，这是他喜爱的计划。他还为大诗人普希金的诗歌《村庄》的这句话而感谢普希金：“农奴制，因沙皇的意愿而崩塌。”
亚历山大一世感谢普希金，但并没有废除农奴制，因为他不相信热情似火的诗人，而相信智慧的外交家迈斯特。这位来自皮埃蒙特的大使在俄国待了很多年，他说：“给俄国的农奴自由就像给一个从没喝过酒的人酒喝，他会发狂的。”
亚历山大二世的父亲尼古拉一世也知道要农奴必需被解放，但是他只是禁止除其家族以外的奴隶买卖，他并没有废除奴隶制。
他们都了解解放农奴在经济上的好处，但是他们都担心政治后果。独裁的帝国需要和谐。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正确地描绘了俄国沙皇的角色:“俄国的主人。”每个人都是主人的奴隶。最底层是农奴做奴隶，他们之上是朝臣和官员做奴隶。哲学家兼作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同代人，他说:“从下到下，每个人都是奴隶。”
亚历山大二世决定打破这种千年的和谐。他要除掉奴隶制，俄国生活的支柱。
但亚历山大二世想要搅动历史和受俄罗斯东正教保佑的俄国生活，他知道他必须得更新一种管理农民的新方法、新的司法制度和新的军队，毕竟解放农奴牵一而发动全身，与之相关的种种制度同样需要变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未来是危险而不确定的。但是2300万农奴满怀希望地等着他的决定。流言四起，尽管所有皇室的商议都严格保密。
亚历山大二世甚至收到了一封他父亲所讨厌的亚历山大·赫尔岑就这个问题的来信，这位逆臣正催促着他这位新沙皇采取行动，“洗刷俄国的污点。治愈您兄弟背上的鞭痕。避免让农奴们无情地流血。”
这些并不是空洞的恫吓，此时的俄国虽然还没发生什么事，但是农奴们听到了传闻，已经蠢蠢欲动，要求自由了。第三厅报告说，贵族阶层也感到不安。亚历山大二世做出了决定，并准备发表讲话。于是在1856年3月，在莫斯科一个贵族聚会上，沙皇对满大厅的人们说:“我决定行动了，先生们。如果我们不从上给农奴以自由，他们就会从下夺取自由。”就这样，俄国沙皇重复了最令人痛恨的流亡者的这一思想和秘密警察头目曾写给他父亲的这句话。
但亚历山大二世同样补充说，这“当然不会在今天”发生。
毕竟哪怕到了这种地步，亚历山大二世依旧正在犹豫不决。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一旦他决定做特别重要的事情，他总是犹豫不定。他需要周围的人们求他做他已经决定的事。这减轻了他对后果所负的责任。他把责任转嫁到了那些劝他的人身上。这样，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为他决定的失败责备他们。
只能说亚历山大二世这小子也挺精的……
除此之外，亚历山大二世之所以犹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希望能够听一听帝国的另外一位敌人米哈伊尔现在的想法，最好此人是能直接拿出一套符合现实且真正有用的改革方法，那么他确实会稍微参考那么一下下……
按理说应该已经快了吧？连那个赫尔岑都给他这位新沙皇写了一封信，那么那位如今正流亡在国外的文学家难道就没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肯定是有的。
亚历山大二世正在等待……
在这之后，他或许才能真正的下定决心并采取行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倘若米哈伊尔真能拿出来一套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那么亚历山大二世多半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的，这样一来，米哈伊尔说不定会是俄国农奴制改革精神上的设计师来着……
当然，所有的这些终究终究还是要等米哈伊尔回来再谈。
至于米哈伊尔现在正在干什么……
在1856年2月，上海仍然处于冬天当中，常有阴雨、湿冷，偶尔会下雪或者出现霜冻。冬天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对于穷人们来说都是一个很糟糕的季节，对于如今身处上海的这些难民们来说，这样的日子同样很是难熬，很容易出现冻病乃至冻死。
而在某个寒冷的清晨，天色还未完全亮，上海仁济医院门口的空地上就已经支起了五口大铁锅，大铁锅底下架着柴火，火苗被风吹得歪斜。锅里煮的则是米粥，掺了些豆子和碎菜叶，在火焰的炙烤下咕嘟咕嘟地翻泡，冒出一阵又一阵热气。
几个被雇佣过来的华人则站在锅边，正用一根长柄木勺搅着，并且还用上海话不断喊着：“排好，排好！人人有的！”人群早就已经挤成了几排，老人拄着竹竿，妇人怀里裹着孩子，半大的孩子光着脚，踩在烂泥里，手里攥着只破碗。许多人是从小刀会乱后逃进租界的，县城回不去，乡下又在闹太平军，他们只能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着。有人穿着只剩半截的棉袄，有人只用草绳扎着腰。风一吹，人群就缩成一团。
但此时此刻，他们终究还是有点盼头。
而且据说不仅有粥，说不定还会发放一些厚棉袄！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当这些饥民在队伍里望眼欲穿的时候，仁济医院的医生威廉·洛克哈脱亦或者说雒魏林同样正有些感叹地看着队伍里的民众。
他本是英国利物浦人，伦敦会医药传教士，牧师兼医生，1834年毕业于英国的医学院，1838年奉派来华传教，初抵巴达维亚，后到广州参与发起成立医学传道会，并在澳门开设诊所。
等到了1844年，他在上海老城厢城内大东门一所租借的民宅里开了一家诊所。和普通中国医生一样，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它，因此诊所就叫作“雒氏诊所”。这家当时不甚起眼的诊所，就是上海第一所西医医院仁济医院的雏形。
他本来以为洋人开设的医院也许会被中国病人排斥。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担心确实多余了。因为雒医生招收平民，而且提供免费诊疗，一下子吸引了众多中国居民争相求诊，大东门的诊所显得太小了。
面对众多病患，1844年10月，雒医生把医院搬到了小南门外新租的平房建筑内，设20个床位，大大小小的房间，围绕着一个天井。不久，雒氏诊所改名为中国医院，也称华人医院。仅1844年至1845年间，接诊病患就达19000人次。
后来1845年12月31日，雒医生又以每亩40两白银的价格，租得福建路至山东路之间一块5.5亩的土地。很快，他的新医院落成了。这是一幢中式平房，定名为仁济医院，也叫山东路医院。
据《申报》记载，1844年至1856年间，上海的这第一家西医医院诊治涉及内科、外科、眼科、妇科、骨科、烧伤科等中国病患15万人次。医院还为鸦片上瘾者戒毒，替民众接种牛痘。
谈到这接种牛痘，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法，1798年发表论文。很快，牛痘法传到世界各地。到了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在澳门、广州开始为中国人接种牛痘，并培养中国助手。这是中国牛痘接种的开端，并且逐渐推广到中国的各个地区。
当然了，除了善心以外，这也是传教的一种方式，从医院开办起，就有当地的新教徒帮助给病人口头的医嘱，也散发一些圣经经文和小册子。
目前仁济医院主要靠各界捐助，至于雒魏林及其家人生活，则仅靠教会的微薄薪金维持。
除此之外，仁济医院还大办慈善事业。不仅看病免费，病人没饭吃，医院还发给伙食费。雒魏林自传载：1852年初，医院周围，饥民云集，雒魏林因行医免费，所以没有赈灾能力，便去租界区向洋商募捐，讨来钱便去买米煮饭，向饥民“施粥”，一连施舍9个星期。只不过这也是少数情况下才有，毕竟像他们这样纯支出的单位，能够从各方募集一定的资金就已经很不错了，大笔花钱大笔支出还是想太多了。
但令雒魏林感到格外兴奋的是，就在最近这段时间，他们的医院收到了来自那位米哈伊尔先生的大笔赞助，而且并不只是现在有，后面还会一直有。
不过这位米哈伊尔先生也有他的要求，他希望仁济医院能够多培养一些中国本地的医生，虽然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大金主都这样要求了，那肯定得狠狠照办了！
雒魏林暗暗兴奋和感慨的同时，自然也是向米哈伊尔介绍了他所开办的仁济医院的历史，还颇为自豪地向米哈伊尔说明了他们目前已经在上海发展出了多少多少基督徒。
事实上，米哈伊尔对于仁济医院的了解或许还要比雒魏林更多一些，但那都是后面的事情了。
就像米哈伊尔还知道雒魏林接下来还将在1862年于北京开办一所医院，而这所医院就是后来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
至于雒魏林颇为自豪地向米哈伊尔介绍他们目前已经在上海发展出了多少多少基督徒这种行为，米哈伊尔只是微微笑了笑，并未进行过多的评价。
毕竟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在中国，基督徒的出现以及数量也绝对要比大多数人想的要更早且更多。
比如忽必烈的母亲唆魯禾帖尼就是位基督徒，郑芝龙同样是一位基督徒。
但最为抽象的还要属明朝末代太子一家了，简单来说，当时南明朝廷为了获取西方军事援助，皇室成员便集体皈依天主教，而朱慈煊是指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第三子，出生时便受洗，取教名“当定”（即君士坦丁constantine），永历五年被册立为皇太子。
朱慈煊的教名寄托了永历帝效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将天主教立为国教、借助西方力量复国的政治期望。只不过在永历十六年（1662年），朱慈煊随父被吴三桂俘获并处死，年仅14岁，其死亡标志着南明最后一位太子彻底陨落，也让南明借天主教复国的计划彻底破灭。
只能说有时候还是不要太高估封建统治阶层部分成员的节操，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是真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哪怕是到了后世，即2018年，官方显示中国有基督教徒3800万，宗教教职人员5.7万人。但这个数据只包含在基督教协会登记在册的，大量农村、城市社区的地下教会并没有计算在内。
而据华盛顿邮报引据的世界基督教资料库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达到1.17亿，这个数字又明显过大，把那些偶尔去教堂转转的大学生都纳入了进去。真实的数字应该在2者之间，7到8000万，接近1亿，与人口的比例也在5—6之间。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与德国总人口相当。
然而，这其中80为农村教徒。
至于为什么农村会有如此庞大的比例，那就最好还是不要细究了。
一无所有的人，总归还是要有所寄托的……
米哈伊尔在上海安排一些慈善活动的同时，也终于是等到了某个人到来……